事后了解，当时倡导反共文学，用“千金市骨”之计，国王爱马，以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于是四方争献宝驹上驷。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按照党部的规格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学作品，用“集体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为宜，现在打破惯例，整个版面刊登一篇长文，抢眼注目，然后一连几天刊出文学评论或读后感来称赞它，类似和声回音。这样做，预期给读者大众这样的感觉：排场声势如此，作品岂能等闲？

国民党对于拒绝响应反共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包围劝说，没有打压排斥，他只是不予奖励，任凭生灭。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写出反共作品”受到调查（因为他反共的“规格”与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准），并无作家因“没有反共作品”而遭约谈。那时“中国广播公司”刻意发展广播剧，姚加凌写了一个反共的剧本，演出中共公审大会的“虚伪残酷”，惹了一阵子麻烦。自此以后，“中广”的广播剧尽量避免再用这样的题材，赵之诚专写市井小民贪嗔爱痴，二十年天相吉人。国民党毕竟“封建”，“仕”还是“隐”？庙堂还是江湖？你的进退出处可以自由选择，当然，除了“造反”。

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

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

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