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生长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噩梦，我们做两种噩梦，我们的恐怖是双料的，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到底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还得保着他，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我们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湾不领这个情，我们劳碌一生，也许三面不是人。他听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

那时捕人并不公布案情，别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