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那时，下级军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场捡人家剥下来丢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由母亲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黄，因为“蛋黄的营养比较大”。那时有些孩子馋得烧蟑螂，吸进气味先呕吐出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见士兵赤脚上车下车，背着“传令袋”（传令兵可以免费乘车），后来我在一处军营里看见布告，禁止士兵赤脚入城。

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说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郑重介绍，它后来改组为警备司令部，再改为警备“总”司令部，今天谈恐怖时期，“警总”恶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组都有些改进，到了警总已经文明得多了。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