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好人难做！

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

是台湾国语啦！

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也只有删去。

有一位制作人送来一套连续剧的剧本，故事以大陆逃亡来台的一个家庭为主线，剧中人一家离散了，二十年后，一个儿子长大了做警察，一个儿子长大了做流氓，女儿长大了沦为娼妓，兄弟姊妹互不认识，他的流氓儿子白嫖了他的女儿，他的警察儿子枪伤了他的流氓儿子，这个家长的名字居然叫“钟正”，影射“中正”！编审居然通过了这个连续剧的企划书和故事大纲！我扣住剧本，要求修改剧情，改换“家长”的名字，弄得节目延期播出，惊动层层上级，董事长、总经理，节目部主任态度冷淡，并没有斥责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表示支持。

这就怪了！

我开始了解，节目制作先要找到广告支持，他把节目企划书拿给厂商看，厂商有能力研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果厂商表示悲观，制作人就得改变企划。“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票房，你必须“越雷池一步”，这一步是一小步，雷池就是新闻局手中的电视节目规范。

如何面对新闻局的干预呢？新闻局当然也会吹哨子，那么电视公司就退后半步，下一次，以这半步为起点，再向前越线一小步，由隐而显，由少而多，持续又断。新闻局小题不能大做，等到小题累积变大，那又只好大题小做。这就把新闻局承办的科员科长弄成温水青蛙。

还有，电视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进“中视”的时候，制作组有两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两家的节目，我离“中视”以后，台湾增加了一家电视公司，制作组也增加一架电视机，同时收看三家的节目，观摩比较，目不转睛，一家违规，两家跟进。电视公司的老板都是蒋氏父子身边的红人、眼中的能臣，编审组以下级监督上级，以外围监督核心，又能济得甚事？

电视公司的老板，熟读党员守则、总裁言行，也进过革命实践研究院，于今受领袖付托，掌国之利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任何人来“中视”当家都不能赔钱，电视是花大钱的事业，营运成本极高，政府赔不起，谁赔钱谁的忠诚、才干、革命历史尽付流水，他只能鼓励部下赚钱，至少也得放任部下赚钱。好官不过三年五载，但求任内平安，万一为赚钱闯祸，由他承担，一根稻草压不垮他。如果责任沉重，他承受不起，还有制作人和编审组长可以承担。如果制作人通“三务”中的第三务，那就把一务也不通的编审组长压死！

空口无凭，郑学稼为证。这位著名的政论家曾担任“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组长，后来辞职，他有一篇长文说，“对上级指示无论执行与否，都会受处分。”他任职期间，台湾文艺界发起运动，“肃清黄色、赤色、黑色作品”，上级指示这条新闻对中国大陆播出，如果不播，那是抗命，如果播出了，中共利用中央台新闻攻击台湾法西斯化，上级追究责任，尽管你是执行命令，但“新闻组长应有知识不发布可被敌人利用的新闻”，依然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