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普拉昌达’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普拉昌达曾这样自述道，“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革命时期的普拉昌达，几乎就是白手起家，各方面条件确实很艰苦。他回忆说：“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普拉昌达并非草寇，他读过大学，从农业学院毕业；他样子像学者，自己也并不拿枪射击。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就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他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还真是学了毛泽东领导革命的那一套，而且很有成效：“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毛派”游击队走的正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不到一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上千次袭击，由于这些游击战看去就是小打小闹，所以尼泊尔政府起先是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过一小撮“恐怖分子”而已，但几年过去，到了2000年，政府军恍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内陆国家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归了他。

美国在2001年宣布普拉昌达的反政府武装为恐怖组织。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普拉昌达在尼泊尔所干的是“10年叛乱”。作为反政府武装，普拉昌达的暴力革命最终造成16000人丧命的结果。武装斗争结束后，普拉昌达终于成功进城；很快地，在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挂上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写上了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普拉昌达同样喜欢组织大型集会，加德满都的几次民众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

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普拉昌达和他的战友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过着共产主义般的生活。尼共（毛主义）的领导人曾发誓不保留任何私有财产，他们把私有财产交给了党。那时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作为游击队的一把手，普拉昌达和士兵休戚与共，一起忍受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伙食是农民常吃的豆子糙米饭；一年到头只有两三件衣服，此外几乎一无所有。

普拉昌达2008年6月进城后，起初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寒酸，饭里有咖喱鸡肉算是奢侈。从进城到当上总理，到2009年5月4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其间普拉昌达得到了总理的工资，他曾向BBC尼泊尔分社记者宣称，自己的工资将属于国家和人民，“除了留下一些作为维持日常的开支，工资将被存放在党的金库里”。连自己的工资都属于国家和人民！普拉昌达豪情满怀地说：“我们充分相信人民。我们忠于国家和人民。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和人民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