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环境改变人，蜕变虽不是一瞬间、一夜间，但在新的环境中，悄悄地总在变化。进城后，尼共（毛主义）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开始穿上了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普拉昌达曾这样对中国记者说。

政治人物，大抵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往往是权力让变化来得很快，因为权力带来各种各样的需要。比如安全的需要：革命时期，可以睡在农民家里、睡在草窝里避免被发现、遭暗杀，革命成功后，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这样躲避、防止暗杀吗？显然不行。普拉昌达曾被称为尼泊尔最神秘的共产党人，在打江山之际，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未见其真容。在10年内战中，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五年多时间，以确保自身安全，这倒很像本·拉登藏在巴基斯坦；而印度是把他们这个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人秘密保护他。打江山结束了，如今在首都坐江山的普拉昌达，则需要豪宅及大批安保人员来保护。

独领风骚三五年，威权中人谁不变？崇拜武力，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崇拜权力；拥有权力，崇拜利益……这是路径依赖，亦是人性基因。现在回首看去，普拉昌达当年上山打游击，其真正动因还真不见得是“目睹穷人生活悲苦不堪”，恐怕主要是不满当政者长久掌控权力而没有权力分享。他的“愤怒之火”更多的是因自己、为个人而生，由此发动的“十年革命”，结果让那么多人死于非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最容易成为旗帜，同样也最容易成为幌子。

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原尼泊尔反政府军一名23岁的士兵，正在南部乡下的一片农田里忙着埋水管，他说，“放下枪的感觉很好”。而在他们拿起枪杆子的日子里，情况完全不一样。2001年1月26日，加德满都以西100公里处的本迪布尔警察局遭到炸弹袭击，三名警察受伤。这是哪些拿枪杆子的人干的呢？当时的尼泊尔王国政府对普拉昌达和他的十几名党员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参与袭击，犯有叛国罪。八年后的2009年6月，尼泊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宣告普拉昌达无罪，因为2001年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能提供足够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在今天，你说普拉昌达愿意自己像警察局里的警察那样挨炸吗？被明杀或暗杀的可能都是完全存在的，所以，躲进深宅大院最好最安全。

然则，当过尼共（毛派）领导人的卡纳尔，依然毫不客气地批评普拉昌达们：“在当今情势下，变成如同议会政治中的一员并不令人意外。这些人只将改革挂嘴上，不会付诸实行。”从草房到豪宅，是必然趋势。人们不免要想：一所领导豪宅，几多百姓血汗？权力的快感，通常都要建立在百姓的痛苦指数之上；而权力的安稳，更要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代价之上。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盖洛普健康调查的结果，那是一个有关健康情绪的询问式抽样调查，涵盖全球124个国家，基于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把他们的幸福情绪分为好、中、差三类：感觉蒸蒸日上很幸福、感到比较挣扎幸福感很一般、感到痛苦艰难不幸福，其中尼泊尔有七成人属于比较挣扎这一类。在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中，感觉自己比较挣扎的人是不是真有七成，其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有些领导人的幸福指数确实在蒸蒸日上。

（原载《2012中国杂文年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