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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作用是什么？理论家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这样的话：“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也从鲁迅的语录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议论：“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它出来。”

父亲选择喜剧是否也是因为要“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又抑或是“借着笑的幌子”将肚子里的“半口闷气”倾吐出来呢？我不得而知。但是父亲的这一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是众所周知的。

老友阿甲说他是：“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指他的生活道路。

学者董健总结为：“他往往处在一种‘夹缝’之中：右倾势力把他当成左派；‘左’倾势力把他当成右派。”——这是指他的创作历程。

……他选择了文学，但寄托着他美好梦想的学校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他选择了革命，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却彻底失败了；他投奔共产党的队伍，却被叛徒出卖陷身牢狱；他投奔左联的大旗，却受小人诬告疑为异己；他认认真真地为人民写作，却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却遭贬谪发配他乡；“文革”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九死一生；“文革”结束，他遭致公安部门的“软禁”，忍辱含垢……

就连老友吴祖光都感慨了起来：“世人无不知我大半生遭遇过很多的挫折与不幸，为此经常受到友好的慰问与热情的关注。但是比起白尘兄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来，我那点遭际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受到关怀的恰恰是白尘的一家！”

先哲们曾有断言：“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在父亲的一生当中，二者之间究竟又是谁在决定于谁呢？——从其命运来说，无疑是由他那“钵子打碎了头也不回”的性格所决定的；从其性格来说，则又无一不是由他那坎坷多舛的命运所锤炼出来的。

施亚夫是当年与父亲一同关押在镇江县监狱中的难友，他曾经描述过这样一幅图画——……就在5号囚笼那昏暗的灯光之下，就在烟犯、赌犯及花案、土匪们的喧嚷声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白尘同志就像老僧入定般进行写作的身影。他箕踞于自己的铺上，背后靠着一根爬满了臭虫的木柱，面前是用被子叠成的“写字台”。由于台面太软，他用稀饭汤权充浆糊，把废报纸层层地粘起来，做成了一个垫板。那正是个挥汗如雨的季节，囚笼内又闷又热如蒸笼一般，无论是墨水还是墨汁，字迹写上去后立即便被汗水洇湿，于是白尘便改用铅笔书写，就这样艰难地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和作品。施亚夫当年是南通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长，在他的笔下，父亲被更多地赋予了政治的色彩。至于父亲自己，却始终不以为然，他只是把这一过程当成了一次对于生命的选择——“在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面前，我得严肃地考虑自己的未来：绝不能浑浑噩噩地虚度这五年的刑期。”就为了这个，他选择了写作，也选择了一种他颇以为得意的生活方式——同敌人玩一场“躲猫猫”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