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他为自己算起命来——抑或叫下起“赌注”来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能够一口气背诵十遍《葬花词》，肯定是无罪释放；背出九遍，判六个月；背八遍，判一年；背七遍，判三年；……三遍都不到，枪毙活该！”其结果，四遍还没背完，对面屋脊上太阳的影子就已看不见了。他摇了摇头，对着地上啐了口吐沫。

再于是乎，他开始为自己“装潢”起这间临时牢房来了，并准备着在此“安家落户”了：地面的砖头是松动的，他有了建筑材料。——先垒起一个“餐桌”，再码出一个“餐凳”；至于“卧榻”，只好凑合凑合了，不过将那堆肮脏不堪的稻草拾掇拾掇，也不亚于席梦思床垫……

又于是乎，他开始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每日三餐的牢饭来。一天，居然在黄豆芽中发现了一根肉丝，美得他放在口中足足嚼了分把来钟……

这究竟属于“阿Q精神”呢，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父亲始终只是“待考”。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种宁静来自于无忧——除了我们同时被捕的六个人外，再也没有听到其他人入狱的消息，可见特委机关没有遭到破坏；从个人来讲，母亲已经去世，不会再为我担惊受怕了；父亲是个达观的人，他是能够承受起这个痛苦的；自己呢，本来就是长期失业，食宿无着，现在可好了，既有吃又有住，再也不用发愁了……”

那是后来——亦即十余年之后，父亲写下了一篇散文《疚》，以悼念我那去世的祖父。在这篇文章里，父亲第一次让人们知道，在他内心的深处竟久久地藏匿着一丝难以消逝的痛苦——父亲被捕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而中秋后的次日恰恰是祖父的生日，原本他是答应好回家为祖父暖寿的……难怪从此之后，每到八月十五，父亲都会站在夜空下长时间地仰望着头顶的明月，一句话也不说。

祖父给了父亲乐观而豁达的“遗传基因”，父亲却没能对祖父尽一丁点的孝道。出狱之后他便开始了浪迹天涯，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远远地离开了亲人和故乡。

江苏，上海，安徽，四川……

打工，教书，演戏，写作……

他彷徨过，苦闷过，也对着苍天鞫问过：“哪一条是正路呢？”但是他从来没有悲观过，绝望过，就像是那个饭甑打碎后头也不回的行路人……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苦闷了，面对着漫天的风雪他高声地呼喊道：“我寻找在这酷烈的严冬里耐寒的人物！”——这一天是1944年的岁末，三十六岁的父亲为他刚刚完稿的剧本《岁寒图》写下了一篇《代序》：“冬夜还很长，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这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人民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彷徨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喜剧，选择了笑。他写《魔窟》，写《乱世男女》，写《禁止小便》，写《升官图》……同样也在这一天——1944年的岁末，他对着漆黑的夜空呼喊出了心中的企盼：“我相信，到那时我们将有一场纵情的狂笑！”

按照史家的说法，这便是父亲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也终于确立起了自己的生命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