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父亲还有另外的几个特长——亦或叫做领导者的必备素质吧，他们没有发现。

其一，是他颇能体恤民情，如今则叫做关心群众。一位名叫金野的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他参加“中艺”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次打摆子，连续多日高烧不退，人已奄奄一息了。这时是父亲四处借钱为他治病，也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丢下他，亲自将他抱上卡车随剧团上路。据说那天为了他，父亲竟然向社长应云卫下了跪。“没有白尘老师，就没有我金野的今天！”老人说到这里已是老泪纵横了……

其二，是父亲做“秘书长”的才能——他自己则称之为“红白喜事”专家，是少不了上自送往迎来、下至吃喝拉撒这“十八般武艺”的。谈起他的“出道”，似乎要追溯到南国艺术学院了，当年父亲半工半读，负责的正是文书、总务这一摊子事情。1937年秋，他带领上海影人剧团入川，扮演的仍然是“秘书长”的角色，既要对付外患，又要处理内忧，颇得众人的称赞。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父亲被封的官职还是秘书长，他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就连司机班的司机、看房子的工友至今都还记着他。

第三，则是父亲的“廉洁奉公”——于今而言，这更是为官者的必备条件了。这是发生在1943年的一件事情，分管中华剧艺社内务的父亲发现剧团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现象。为了能使大家心明眼亮，他“锱铢必较”地算了一笔细账：在二十次演出中，单是钉子一项，共用去了两千斤。如果全部以八分长的铁钉计算，这两千斤的总长度应有17，600丈，约合一百华里；如果全部以每斤二百元的时价计算，则合到四十万元。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却一根钉子也不存在了！为了说明问题，父亲又拿出了另一组数字进行比较：两个人对同一个戏进行预算，一位只需“掐掐指头”，便报出八十六斤，另一位则依据布景的需要按枚进行核算，结果只需十五斤。于是父亲的结论出来了：“每一个剧团的每一次演出，在它与观众见面之前，就已在如此这般的‘浪费’和并非‘浪费’的状况下掐死了生命！”

于是，父亲跑到周恩来同志那里去告状：“如果他们没有贪污，我愿赌上这颗脑袋！”据说周公当时就笑了，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而是引导他如何区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与人民群众的贪污间的不同性质。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父亲去当官的话，一定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人民公仆”。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固然这其中有着种种政治的因素，但是抛开它们不论，他还是有过不少“升官”的机会的。可是父亲却似乎一直在有意地逃避——他不想做“官”，只想自由自在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