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客厅的墙壁上，长年悬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兰竹图》：“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这是父亲的所爱，很有点遗世隐居的味道。

父亲曾经说过这样两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

一是解放前他有过一位堪称莫逆的朋友，但解放后二人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我问父亲这是为什么，他回答道：“你不知道，他从解放区回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现在评的是行政几级？’庸俗之极！庸俗之极！……”父亲连连摇头，全然一副不屑的神色。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1年，此时文艺界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一位颇有来头的领导向父亲透露了一个机密：“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位置正虚位以待，你赶快写一份思想汇报交上去……”父亲的眼睛睁得老大，不是惊喜，而是惊恐。“我手上还有一个剧本没有写完……”他终于找到一个借口，逃之夭夭了。

如果仅仅将父亲不愿“从政”的理由归结为他的“清高”，恐怕还不够准确。父亲去世以后，黄秋耘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似乎能够道出他内心深处的真正隐秘——从1954年9月间开始，我和陈白尘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共事。当时他担任作协的秘书长，我在作协主办的《文艺学习》月刊当常务编委。……使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尽管秘书长是领导干部，可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少主动起带头作用。无论是反胡风也好，批丁、陈也好，反“右派”也好，他都很少发言；偶尔发言，也不过是讲几句“随大流”的话，不超过十分钟。机关里有些同志议论，陈秘书长对政治运动好像不大感兴趣，而他平日开玩笑，说笑话，倒是挺起劲的，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啊。这远远不是一位“治世之能臣”所应有的表现，但这恰恰正是父亲远离“官场”的根本原因：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人格！——既然已经快快活活地度过了前半生，又何必违背心愿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于是“升官”也好，“降职”也罢，父亲根本就没把它们当回事。就连后来他被彻底地“扫地出门”——逐出了京师，也依然是乐乐呵呵的，甚至对前来火车站迎接他的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江苏是我的故乡，能回到江苏来非常高兴。在北京杂事缠身，今后可以安下心来写点东西了！”

崔道怡是当年父亲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的老同事，他是这样描述父亲作为一名纯粹的作家、纯粹的编辑在他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的——四十年过去了，但陈白尘脸上所绽开的笑容，及他那老人般慈祥和蔼、孩子样天真圣洁、喜剧艺术大师样所特有的雅致幽默而俏皮诙谐的笑容，至今回想，如在目前。果然，父亲一旦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岗位，他便重新找回了自我，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笑容——那个永远被人们熟悉的、透着他个性的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