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之“某公”者，即张春桥也，也就是“文革”中的那个炙手可热的“狗头军师”！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恕道”，想到父亲这一生所遭受的坎坷与冤屈，尤其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死里逃生的他竟然又因“与张春桥有过瓜葛”，而被“软禁”在北京长达四个多月之久。我发誓：一定要将父亲这生中的所有“疑案”搞它个真相大白！

其实又有多难呢？——跑了一趟上海，就彻底弄清了1936年父亲出狱后为之制造那场诬陷案的罪魁祸首。于伶是当年左翼剧联的领导，他肯定地答复我：“前来‘检举’与‘揭发’你父亲有特务嫌疑的，就是张春桥！”跑了一趟北京，也全部搞清了父亲为何于1966年初被逐出京门的来龙去脉。张僖是当年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他肯定地回答我：“这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通过柯庆施转来的命令！”

张春桥为何要与父亲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父亲同样是至死也搞不明白。他只是说过，自己出狱之后，与难友徐迈进一起，在上海西爱咸斯路上租下了一间仅供容身的亭子间。不久阎哲吾从山东来信，说是介绍一位“文学青年”前来投奔。出于对旧日同窗的情谊，也出于对只身闯荡上海滩的年轻人的同情，父亲二话没说便热情地收留了他。

这位张姓“文学青年”究竟是什么背景？——比如说像“文革”之后所揭发出来的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啦，还有什么化名“狄克”向鲁迅进攻啦等等，被骂作“糊涂虫”的父亲那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晓。他说，他们在一起只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唯一的记忆就是：一夜，“梁上君子”光顾了他们的寒舍，所有的人都被偷得仅剩下一条裤衩遮羞。总得有人出去借钱才行呀，这时这位张姓“文学青年”才极不情愿地告诉大家，在他的箱子里还有一条备用的长裤——可能是因为箱子放在了床底下，而且又实在太沉，小偷不便下手吧——他总算慢吞吞地掏出了钥匙。然而就在他打开箱盖的那一瞬间，父亲一眼瞥见，箱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书！“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此公怕是在书店里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三只手’……”

还有什么记忆呢？再也没有了。为了“纪念”这次被盗，父亲一头扑在稿纸上，创作出了一个独幕喜剧《二楼上》，狠狠地嘲讽了一番只会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哎，当时的他哪怕是稍微留点心，注意一下身边的这只披着人皮的狼也是好的呀，没有“防人之心”的父亲终于被有“防人之心”的小人狠狠地坑了大半辈子！

那天在上海时，于伶还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于伶随着解放大军在丹阳城内整装待发，不期遇上了这位张姓“文学青年”。此公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陈白尘是否在上海？”于伶点了点头。不承想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这件事我曾经告诉过你的父亲，他难道一点警惕也没有？”于伶问我。

我能回答什么呢？有人“耿耿于怀”地记着他，而他却早已将此人忘到后脑勺去了！

父亲的老朋友唐振常得知此事后感慨万千了——君子可欺以其方，善良君子如白尘，只因同学少年的来信，无保留地接纳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此人竟是十足的阴险小人，数十年间，对于他的恩人，竟屡屡施以恶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白尘确亦因此而受到政治上的诬陷和生活上的颠沛。君子与小人难为同道，于小人，特别是政治野心家的小人，不只是要慎防之，更要揭穿之，打击之。这对于素无防人之心的白尘，是要求过高了。甚至于此案谜底的揭穿，都要待白尘死后由他女儿行之。这究竟是对父亲表示同情呢，还是对父亲进行批评？——但这确确实实就是父亲的性格，是他那既可爱又可叹的性格，也是他那根本不适合于“从政”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