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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迂”归“迂”，其实他的性格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崔道怡是位资深的编辑，他在选择词汇时是绝对不会草率行事的。因此“老人般慈祥和蔼”、“孩子样天真圣洁”、“喜剧艺术大师样所特有的雅致幽默而俏皮诙谐”等等，应该说是代表了当年同事们眼中的陈白尘的形象的；而父亲的一位老友的女儿、也是我童年时的伙伴严欣久，则道出了一个孩子眼中的陈白尘：陈伯伯人最随和、幽默。他人很胖，两条腿却出奇的细，嘴角总是不经意地叼着一支烟。每次去找陈虹，只要他在家，总要跟我们逗几句。一次，他让我唱歌，那会儿正流行《马路天使》的插曲，我这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便唱了一首《天涯歌女》。他赶紧找出两支筷子，一支当弦，一支当弓，有板有眼地做拉胡琴伴奏状。当我唱完最后一句“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时，他问：“你跟谁是一条心啊？”满屋子人哄堂大笑，我这才明白自己唱了首“儿童不易”。——这真是一个“老顽童”的形象，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处处给人带来愉快和欢乐。

李龙云是父亲的学生，他最熟悉父亲的性格了。一年春节，据他说跑了很多商店，才终于淘到了一张颇为满意的贺年片——画面上是一对可爱的老人：老婆子梳着个髻儿，一脸与世无争的笑容；老头儿则高高地翘着胡子，一副“被儿子打了之后的老子”的形象。李龙云说，这个神态极像父亲当年在干校牧鸭时留下的那张照片——“上身敞怀披着一件中式小褂，背后背着个草帽，手里像戳着根丈八蛇矛似的握着一根放鸭杆，一脸的轻蔑与不服。立在船头上，那股清高与傲气，那股‘士可杀不可辱’的较劲架势，再配上那身行头与当时的尴尬处境，完全是一副‘被儿子打了之后的老子’的派头。”父亲收到贺年片后果然大笑不已，他喜欢，喜欢得不得了，一有人来，就要情不自禁地摆在桌上展示一番……

的确，父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以笑来面对苦难，以笑来面对自己不公的命运的。

记得儿时住在北京，父亲将四合院中间的空地上全都种上了鲜花。严欣久曾经在她的文章里描述过——“他也不种名贵的花，满院子撒上‘死不了’（又称‘太阳花’）的种子，花期一到，嫣红姹紫，甚是好看。女孩子爱花，却摘也摘不完那花叶子，我们用它来剁了给洋娃娃包饺子。种花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啊！”

屋内则都是些“娇生惯养”的品种，有昙花，有兰花，有茶花，还有令箭荷花……父亲一有空，就来伺候它们：浇水、松土、施肥、杀虫……真比养育儿女还要上心。昙花开了，而且不止一朵，他请来周围的邻居们，边品茗，边欣赏，还要摆弄一下照相机，给它留个影，那个场面真叫“其乐也融融”。

当时我们的年龄太小，并不知道父亲此时正在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1956年的审干运动，错误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历史问题”的帽子，而且是逐步升级，直至1966年的年初被彻底赶出北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金陵，当了一名“专业作家”。

离开北京之前，父亲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的这些个宝贝的盆花。经过反复的考虑，昙花送给了老舍，令箭荷花送给了张光年……他说，他俩都喜爱春色，喜爱生命。父亲相信，这些美丽的花朵一定会继续给院中的人们带来欢笑与快乐。

来到南京后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平静过。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接着则炮轰起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过多久，一张新的大字报贴上了墙：“陈白尘，是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的罪恶阴谋究竟是什么？”——无职无权的父亲同样没能逃脱被批斗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