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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4年父亲病重之时，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极其严肃地交代说：“我死后，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

我惊讶极了，惊讶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父亲的思考。按照他的个性，墓碑上的文字本不该如此肃穆，而应该是——“这里长眠着一位大笑了一生的喜剧作家”啦，等等。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他那更为深远的思考。

父亲是1978年9月接受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聘书，前去中文系执教的。尽管在抗战期间他也曾当过教师，在重庆国立剧专、四川省立剧校等课堂上教授过编剧法等课程，但此时的中国大地毕竟是万物复苏，也毕竟是百废待兴，更何况阳翰笙频频来信邀请他回京出任全国文联的秘书长，父亲“重振雄风”的岗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这里啊！

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讲台，更郑重其事地别上了那枚红色的校徽。1982年的春节，远在北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为父亲亲笔题写了一幅立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来他又在我儿子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你外公这一代人，就没有我们！”

我终于懂得了：这叫做延续——生命的延续，理想的延续。是啊，父亲再钟情于笑，也只能笑一生，笑一世；而教师这一职业，能够将他的笑——豪放于人生的笑、豪情于未来的笑，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那天在中文系的欢迎大会上，父亲表态了。一反常态，他没有笑：“即使我是一块药渣，也要再挤出点药汁来；即使我是一支蜡烛，也要将两头同时点燃。”颇有些悲壮之感。匡校长也发言了：“你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如果超不过你，就是你的失败！”颇有些咄咄逼人。

又是一座崭新的人生舞台被缓缓拉开了帷幕。这一次的“策划人”是匡亚明校长，他说：“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父亲则被逼上了前台，集“编剧”与“导演”大任于一身。——他俩都明白：在综合性大学内培养戏剧创作的研究生，于全国尚属首例。

作为“编导”，父亲的第一个任务是挑选“演员”。他拿出了自己的招生标准——“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再“翻译”就是：有见解，有灵性，热爱生活，勇于探索。“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对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

于是仅仅创作过“半”个剧本的姚远被他选来了，他说他有丰富的生活底子，目前虽然还只是一张白纸，但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于是正在被评论家们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李龙云被他选来了，他咬定他的剧本《有这样一个小院》是香花不是毒草，而且将来一定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