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妈妈的葬礼，是夏天的正午，天能热得死活人。我们规规矩矩地在广场上排队，一人手里执一个花圈。前导的就是这个洋鼓、洋号班子，穿得跟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似的，头戴军帽，帽子上面还有个黄缨子，白裤子上镶着宽宽的两道黄条子。有个胖女的，烫一头的鬈发，后脖颈上都是肉。她打鼓，跟不上音乐节奏，很神经地咚的一声，身上的肉抖一抖，然后又咚的一声，又抖一抖，肉像水中的涟漪一样荡漾开来。她大概午睡没睡好，没能从瞌睡中醒过来，睡眼惺忪的，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前面有个举花圈的哥们儿被她敲得一脸诡异地笑，把一头油汗的脑袋伸过来跟我说：“等会儿我想把这个胖娘们儿扔到炉子里去！”孝子贤孙在前面哭得震天动地的，后面队伍跟进的人脸上都挂着一种诡异的微笑。

我们来的时候，这几个吹洋号的坐在花坛上练号，状颇闲适，脚在下面晃荡着，有一个人竟然吹起《百鸟朝凤》来。他们耳朵上都夹着丧家给的烟，左右两边都夹着，手里还夹着一根，吹几声把香烟凑到嘴上吸一口，跟蓝调爵士小号手一样酷。那边丧家大放悲声的时候，这边响器班子里出来一个歪戴帽子的人，到树荫下把几个睡着的踢醒说：“操你妈的！你们晚上做贼啦？起来干活了！”几个人从地上挣扎起来，加上那个睡不醒的胖大婶就向火化炉子进发了。

吊唁大厅里一个女的在剥毛豆，准备晚上的小菜。孝子贤孙进去后，哭声动地。那个女的一边剥毛豆一边喊：“快一点啊！后面人还在等着呢。”我把写好的挽联拴在一根绳子上，然后在下面抽动绳子，挽联渐升渐高。这一回响器班奏哀乐，终于奏准了。天天演奏几十回，不可能不熟。全家亲友尽情一哭，人就被推走了。响器班子也急急地走了，赶下一场去了。外面又响起咚咚开玩笑似的鼓声。殡仪馆像个死亡流水线一样，守吊唁厅的那个女的剥了有小半碗毛豆米了，够晚饭的菜了。

我和朋友站在大雪松下抽烟。雪松亭亭如盖，有一圈圆圆的阴影。他准备等一会儿进去拿骨灰盒，脸上还有泪迹，手有点抖。他深深吸了一口烟说：“这个响器班真他妈的不怎么的，早知道我带个录音机来放越剧《十八相送》，我妈爱听。”他妈原来是越剧团的，曾演过祝英台，后来胖了就不上台了，在剧场门口的小房里售票。

烧人的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只有几缕就烧完了。他一边弹着烟灰一边说他妈最喜欢《十八相送》了，他爸死的时候大家从火葬场回来，晚上他妈早早就睡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妈在厨房一边择菜一边小声地唱戏：“清清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配鸳鸯？”然后又去唱男角，“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 — ”他坐在客厅里想，今天难得老娘有这么好的心情，便走到厨房里，却看到他妈妈立在水池边，一边择菜，一边拭泪。老娘看到他进来，偎在他怀里，终于哭出声来，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站也站不住。 大烟囱之上极高的天空中有三两朵云彩，慈悲地停着。没有风，热浪袭人。我催他：“快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