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老了吧，最近常想起往事来。都是细琐的，微不足道的。譬如一些我从来没想起过的事，一天突然想起了，或以前曾经想起过，但光是想起，却从来不曾思索，现在会放在脑中思索了。思索半天也不见得会得出什么结果来，不过无所谓，思索有时有目的，有时没有，思索只是比一般的想繁复点吧。

我还不到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那时好像抗战刚胜利，父亲服务的兵工厂还没从湘西「复原」到它原来的地方，我们还住在辰溪的一个临溪谷的木头屋子里，长大后看沈从文的小说，这地名常在他的故事中出现。父亲的棺木由几个工人费力的扛进屋子，棺木外层涂着简陋的红漆。他们把穿着一身白衫的父亲抬进棺木，棺木前的方桌上放着糕点供品，我记得我吵着要吃，姐姐说那是给父亲吃的，但我不管继续吵，母亲就从供桌上拿了一块糕给我吃了，那是我对我父亲丧事的唯一记忆。父亲匆匆埋葬，据说我们要随厂迁徙，父亲的墓碑是用木头做的，父亲应该埋在距离我们住家不远的一个山坡上。

后来我们迁到武昌。大姐早结婚，不与我们住一起，二姐到汉口读二女师，我与母亲及三姐及妹妹住在一起。三姐在武昌蛇山下面的一所小学上学，我六岁时该上小学了，三姐带我一同去上学。她有一把画着许多燕子的洋伞，把伞打开，旋转伞柄，就像有群燕子在周围飞着。姐姐不准我拿她的伞，怕我弄坏了，我吵着要拿，她就唱歌给我听，歌是：「燕子啊，你来自北方，…」那歌，后来常在我孤独的夜梦中想起。

在武昌的时候，我们很穷，我们一直很穷，但大人不让孩子知道。母亲一度到汉阳的一户人家去帮佣，也把我带着去。那家人住在一座湖的边上，湖边长了很多芦苇。一天我发烧，母亲有事要做，不得不留我一个人在房里，她倒了一大杯水放在桌上，要我睡醒了记得喝水，她临走又放了个柿饼在我枕头下，说饿了可先吃它。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一直很乖的躺在床上，发烧也使我没力气，那柿饼的香味陪伴着我。不只如此，我以后一闻到柿饼的香味，就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惨淡的生病的童年，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母亲。

可能是四八年吧，年底的时候共军要渡江了，武昌顷刻不保，读二女师的二姐已与我以后的姐夫结识，二姐夫当时是国民党的低阶军官，他要我们随政府南迁，他的部队在别处，但他派了他身边一个名叫韩良友的勤务兵安排我们搬家的事，韩良友是四川人，脸上有麻子，脾气很好。我们「撤离」武昌的时候已是兵荒马乱的状态了，我听有人指着火车站上面飘着的青天白日旗说，再几天就要给换下来了，我无法分辨他的语气是兴奋或是悲情，我那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哀伤是成长之后才有的。火车挤不上去，韩良友把我们拉上车厢顶，车厢的顶部是半圆形的，很不好坐人，韩良友用军人的绑腿带子栓住我们，带子另一端绑在车顶通气口的铁架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摔下来了。他还把一只网篮、一个木制的马桶用同样的方式绑在通气口，网篮因为大还好，那只马桶本身是圆的，虽然绑得很牢，火车走时颠簸，随时有可能滚下，我只好一路用手抓牢它。沿路我想，这只马桶做出来的时候，一定没想到会被人带到远方吧，而我们人呢，下一步要到哪里，连大人也不见得事先知道。到了岳阳，韩良友看有人下车，就把我们小孩拉进车箱里，他跟大人仍留在车顶，直到衡阳。我们后来在衡阳住了几个月。

隔一年，我们从广州海珠桥旁的码头搭船，据说船要先经过香港，然后航向台湾。船走了一半，听说香港不准我们船进港，广州又「失守」了，我们进退维谷，后来船就带我们到海南岛，我们在海南岛住了一段时期。我们乘的船是艘近海的平底船，十分摇晃，船舱挤满了人，大多是军人及军眷，大家都在呕吐。船长巡船时发现母亲说宁波话，说是同乡，就让母亲带了我们挤到他的船长室，就在驾驶台的旁边，船长说那里空气好些。驾驶台里一架收音机正在广播，里面的人一遍一遍的教人练习唱歌，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久我都学会了，不过我对里面的那句「每个人从心里发出了反抗的吼声」不很懂，因为歌在这儿唱得太快了。甲板上挤满着穿土黄色军装的部队，还有一大批穿灰蓝制服的「伤兵」，胸口画着个红十字，甲板一点空隙也没有。船在接近出海口的地方，颠簸得更加厉害，一个兵掉下船了，他在船尾卷起的黄浪中狠命招手，但船没有停下来，一会儿就见不到他了，不知是太远了或是灭了顶的缘故。

交错的图像，麻痹的感情，回忆都像上面写的，全是细琐的事，没头没尾，有时头起得不对，有时结尾反而像是起头。事是乱的居多，很多声音，很多人影，也该有复杂的线条与色彩的，但回忆中都被压缩成了无声的薄片。到台湾后我们住在宜兰的罗东，以后我在那儿度过小学、初中到高中的生活。这本书上写的，就是在那里的生活。片片段段零零星星的，平常不见得都记得，但蛋壳上只要打开一小孔，整个蛋汁就会全流了出来，那些早已消失的人与事自己会来找你，挥也挥之不去似的。

我常想「故乡」是什么。小时候听人家唱一首歌名是〈我的家在大陆上〉的歌，家在大陆上表示没有家，因为大陆太大了，说我的家在大陆上跟说我的家在地球上有什么分别呢？故乡应该是个小地方，是以自己家为核心，由亲戚、同学、同事朋友所形成的一个不太大的「聚落」。故乡是对于一种习惯的称呼，这习惯包括吃东西时的甜咸口味，对空气湿度、色彩明暗的反应，还包括形容词的用法、吃甘蔗时要带皮吃或不带皮的吃之类的一切生活细节的态度，故乡假如不包含这些，故乡就只是一句空言。还有，故乡是一种哀伤，这一点很重要。我看到台北的信义区，连栋大楼排云而起，我看到高雄爱河被整治一新，我为明亮与峥嵘的现代建设欣喜，我没有哀伤，我在那里找不到历史的对照，就是找到也不关痛痒，因为它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在罗东就不然，那个名叫「南门港」的小溪已成公路下的暗沟，以前的「暗间仔」妓女户变成了繁盛的街衢，太平山的林业早衰颓了，运林木的小火车在遭废弃的竹林总站烂成斑斑废铁，我住过的低矮眷舍已改建成摩登的电梯大厦了，…高雄人来看罗东，以为一切摧枯拉朽是进步的象征，而我跟我的几个同学却因为这样的改变而黯然神伤，只有认故乡为故乡的人才会觉得这里已变得不是故乡。

什么是记忆呢？连带要问，什么又是遗忘？去年二姐去世，她是我们家里最「冰雪聪明」的人，她过世前四五年就开始记不清楚东西了，但在她正要全面忘却的时刻，她的记忆却违反常理的又多又「好」了起来，但记得的都是很早以前的事，而且时空错置得厉害。她老是说母亲在家里等她，她好几次骗过照顾她的孩子，从台北乘夜车赶回罗东，她在南门港附近徘徊，她说怎么家都变了，连她都认不得了，她焦急的沿路敲门问母亲在哪里。最后遇到熟人，才打电话给我外甥将她领回家。记忆是专为遗忘在作准备吗？

有关回忆的事，怎么说也说不完的，还是不要再写了。这后记写得有点悲哀，我该写些像书里轻松又愉快的往事，但我在写那些轻松又愉快的往事时，心情是复杂的，不见得每次都是看来那么轻松。很感谢《印刻文学生活杂志》邀我写了一整年的稿，让我在写稿的时候畅快又忧伤的回忆往事。这些文章在杂志刊登，专栏的题目是「五陵衣马」，现在出书了，书名却成了《同学少年》，有些人不明究竟。这个典故正如张瑞芬教授在序中说的，是来自杜诗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老杜对身陷安史之乱的长安老「同学」颇为愤愤，乱世之中仍能着轻裘、乘肥马的人当然是人格有问题的。我的书名虽来自杜诗，但严格说来是倒用其意，我回忆中的少年同学没有一个是「五陵衣马自轻肥」的，他们不仅不是「不贱」，而是不折不扣的微贱或者是贫贱，但因为有他们，台湾显得不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像我们的故乡，值得我们为他珍惜而忧伤。

谢谢张瑞芬，她决定为这书写序的时候，我们尚是素昧。她的序写得太好了，以至使得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她写得好不是对这本书所作的赞扬，而是她把一个人的所有创作当作一件事来看，文学与生命都是不能分割的，她整体来评论，发潜德之幽光。我有潜德也有幽光吗？被张瑞芬一说，似乎有了起来，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觉得，自己要更努力。

二○○八年八月立秋已过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