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外国印制的世界地图，印制的时间大致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不过几年，上面的「中国」与我们熟知的地图很不一样。外蒙古当然已画了出去，东北、西北与西藏虽然与中国同颜色，但总是浅些，上面用较小的英文写着「满州」、「东土耳其斯坦」及「西藏」等字样，可怜中国CHINA英文五个字母，只放在大约从四川到东海的一片土地上。有一次我跟一位同学说，共匪进军西藏，怎能够算是侵略呢？自己的部队开进自己的领土。同学不以为然的问那该怎么说，我说如果是共匪的不对，谴责的该是汉族压迫藏族，不能用国际间侵略一词，他不置可否，转移话题说：「从哪里听来的浑话，传出去可是要命的呀！」

想不到这话还是传出去了，我当然知道是由谁讲出去，但话已讲了，而且自己不觉得有错，就不去管是谁传的了。没多久，导师叫我去问话，我们的导师是一位刚从师大地理系毕业不久的青年，像他这样系出名门的「大牌」老师，在我们学校很少，我们学校的教师基本上多属「杂牌军」，提起学历，多有不堪。他可能因为年轻，没见过太多的世面，跟我谈话的时候比我还紧张，说「听说」我说了些对「当前」不满意的话，他想了解一下，我把同样的话再说了一次，问他我是哪里对「当前」不满意？还问他我的话到底是对是错？他油滑得不肯正面回答，老是说高中生应专心学业，不要为管不着的事烦恼。

接着军训教官找上我，一位尉级的「小」教官说得很不客气，说像我这样批评时政，会被逮入狱的。但隔了几天另一位校级的「大」教官召见我，说他听到「小」教官威胁我的事，要我不要被吓着了，他说那是对付一般人的，学校是教育的地方，老师不会用对付一般人的方式来对付学生的，相反的，老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学生。他是一片善意，但我无法了解，我有什么需要学校保护的地方。我后来知道他们一搭一唱的演双簧，其它老师也配合演这一出戏，恩威并施，费尽心机的目的是要我加入他们服务且服从的政党，而且说只要入党，以前犯的过错就都不成回事了。

这种烦恼不断，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一定要「报効」国家，而报効之途为什么一定是他们设定的，但我孤立无援。同学纷纷入党，形成一种特殊的排外气氛，他们当然不会敌视我，但他们彼此用传递眼神的方式交换着秘密，对「外面」的我逐渐显示出距离。我当然有应付的能力，不过觉得无聊得很，学校生活对我完全是浪费生命。

还好学校在偏远地区，学校还有蛮多心不在焉的老师，他们并不热衷政治，更不会为某一政党服务，其中有的程度还好，以前也读过一阵书，但当下的遭遇，都让他们自觉是被世界遗忘的人，都自暴自弃得厉害。他们有的沉默无言像个呆子，有的又疯疯癫癫的，成天喝酒闹事，静躁不同，都有趣得很。一个教我们历史的四川老头，据说年轻时做过和尚，也落草做过土匪，字写得极好，学校大小「颜书」，都由他写成，人家是恭楷，他则是草书，有的地方还是狂草，弄到几乎没人认得，但据闻校长护着他，别人也不敢说怎样，校长是个懂书法的人。他留着大把胡子，上课讲的四川话，乡下小孩没人能懂，又纵酒使气，嘴中常说愿与天下人为敌，有次遇到一个初中学生跟他抬杠，他一气之下真的把他从窗子丢了出去，幸好教室不是楼房，被丢出去的小孩屁股一拍的爬了起来，嘻皮笑脸的干脆逃课了，几个教室的学生为顽皮的小孩欢呼大叫，大胡子老师则对着窗口大骂，整个场面诡异而迷离，真让人觉得那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狂世界。

学校大部分老师的程度其实都很坏，他们的能力根本没法「驯服」学生，然而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偏僻的不知名学校任教，相信这里的学生当然也差得不得了，这种「信念」让他们在误人子弟的时候也都理直气壮的没有什么道德的压力。我有时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愤，有时又庆幸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压力虽有，自有解决之途。老师无心教学，学校混乱无比，正好提供我真正的自由，我的成绩一团糟，但我学会自我调侃，一度以为在这种学校读书成绩好才令人担忧。

当然提供我另个自由又广阔的地方，就是梵谷，起初只要我回到我简陋的小房间，坐在书桌边，我就可以从拉克劳的麦田出发，用记忆的方式到梵谷一生所走过的地方游走一遭。后来我慢慢神通广大，不须面对那张画、不须翻开画册也能走进梵谷的世界，在纯粹而有些神圣意味的艺术气氛中忘记自己悲哀又荒谬的处境。

梵谷后来因为癫痫引发的神经错乱，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他在住院前用刀子割去自己的一只耳朵，有人说他割耳是是为了向朋友高更表示不满，不过这不是定论，哪有对别人不满却割自己的耳朵的？但这事也不见得不是真的，天才总是不能用常理来判断。梵谷的性格中，有一种完全不能平衡的矛盾，这种矛盾对立得过于尖锐强烈，常常造成自毁的结果，他大部分的画作其实已经透露出这个秘密，一年多后，他在几次出入精神病院之后，终于还是举枪自杀，正是这种性格杀伤力的最好说明。

梵谷有许多右耳包着纱布的自画像，他割的是左耳，画里全是右耳，这因为是画镜中自己的缘故。他还为了他住过的精神病病房画了很多幅的画，画中以他惯用的发亮的黄色为底色，表面平静其实仍透露出些许的不安。梵谷还有一幅更令人不安的作品，那就是那幅题名叫「麦田群鸦」（Crows in the Wheat Field ）的画作了，那幅画是由两个几乎是正方形相并的横式长幅，据说是梵谷最后的作品。画的上半部是灿烂的蓝空，下半部是锦绣般的金黄色麦田，麦田中间一条弯曲的田埂小道。梵谷画这幅画，用的全是粗笔，大块黄色蓝色颜料被他用枯笔「括」在画上，天空的线条是扭曲又虬结的，有些蓝蓝得过深，有点像深海里的海水，又波涛汹涌的，太阳虽然很大，但被太过强烈的蓝色与金黄色逼迫，竟然变成像死面般惨淡灰白的一团。麦田黄色的线条也是同样的混乱，风十分强烈，麦子倾倒得厉害，也许看到人来，一群乌鸦从田间惊飞而起，整幅画有令人不敢逼视的气势，充满着不可言喻的命运的危机。这是梵谷之路的终点，梵谷走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我的世界同样混乱，我也一度陷入孤独而危殆的情绪中，幸好我没有像梵谷那么样的神经质与创造力，当然也没有随之而来的自毁。我在梵谷布满惊飞乌鸦的麦田徘徊了一阵子，终于又涉险若夷的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