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出版后，我曾送给胡祖望先生一部，送给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一部，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北京大学还曾为此举行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梁柱先生出面主持，请了邓广铭先生、欧阳哲生先生及图书馆、出版社方面的其他人士等参加。我在会上有一个简短的讲话（收在《蓼草集》中），针对北大的情况，我特别讲了一段：“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胡适先生尽管是国际知名学者，尽管在我国现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建设方面发挥过重大影响，但从1949年以后，30年里没有人从正面提起过他。它的名字偶尔被提及则总是和一大串罪名连在一起。这种情况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改变。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不大愿意提起他，怕引起麻烦。我想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完全不必因胡适曾做过你们的校长而有丝毫的不安。胡适先生可以同世界上任何著名的大学校长相比而无愧色。他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人的分歧早已进入历史的范畴，只是供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而他在教育、学术、文化上的许多言论著述，许多主张和实际的努力，在今天都非常值得我们给以总结和认真地加以思考。”

90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界的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340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甚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

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请，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作《胡适卷》）。这本书只收录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其效果却意外地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

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我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本，分赠给与会各位学者。

199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为我出版《胡适新论》一书，是把《胡适研究论稿》一书出版后的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加上几篇序文编在一起。我本来给这本书取名《重新发现胡适》，但不知为什么，编辑却为它另行取名。《重新发现胡适》这个书名，直到2011年为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重编我的胡适研究论文集时，才派上用场，整整推迟了1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