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腐败只是浅层次的，整个国家机构和制度的腐败才是真正要命的。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了一个“抽水管子”的贪腐理论，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比喻为大海，把各类财政来源比喻为大大小小的河川渠道，而这些只是“明流”，也就是表面上看得见的财政流动。除此之外还有“潜流”，就是地下阴沟里面的河道，是无法从表面上看到的，如果想获得“潜流”中的财富，就必须用“抽水”的办法来获取。

刘瑾在五年的时间里竟然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贪污手段，也就是说，单单靠“明流”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刘瑾用“抽水”的办法，把“抽水管子”深入到各种“潜流”之中，以此来获取巨额的财富，只要这条“抽水管子”足够长，就没有他获取不到的财富。

事实确是如此，刘瑾在索贿上可谓不遗余力，只要某个人不遂自己的意，刘瑾就会变着法儿地收拾对方，直到对方“花钱消灾”。这就是刘瑾贪腐的“抽水”办法。把自己的“抽水管子”插向了漕运、盐政、科举、赋税、屯田等各个方面，可谓无孔不入，其贪婪的魔爪几乎无处不在。

看完刘瑾的例子，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朝臣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严嵩。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说，明代籍没权贵，“其富无过于振、瑾、彬、宁、嵩、保六家”。这里的“六家”分别指王振、刘瑾、江彬、钱宁、严嵩、冯保。这其中的严嵩，是嘉靖朝最重要的一位内阁首辅大臣。论起敛财手段，比刘瑾有过之而无不及。

严嵩虽然奸诈，但是个聪明人，他自己并没多大的本事，仅仅是因为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懂得如何讨好和献媚于皇帝，才得以在大明官场上平步青云。严嵩专政二十年，卖官鬻爵、侵占田亩、大肆收受贿赂，他的儿子严世藩更是嚣张跋扈、贪婪无度，为严嵩搜刮了无数的财富。

严嵩最后被抄家时，查抄出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各种金器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余两，各种金首饰六千五百五十余两，净金、金器、金首饰共重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除此之外，被查抄出的古玩字画更是不计其数，其价值难以估量。后来，人们还根据严嵩被查没的家产清单，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书——《天水冰山录》（取“太阳一出冰山落”之意），字数多达六万，由此可见严嵩所贪财富之巨，就连清代学者赵翼也感慨“实自古权奸所未有”。

一个刘瑾，一个严嵩，一个宦官，一个朝臣，他们不仅仅是明朝历史上的头号巨贪，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贪官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这种腐败在明朝官场几乎是“塌方式”的，几乎是无官不贪。比如，将严嵩扳倒的内阁首辅徐阶，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坏，清初学者钱谦益对他就颇多赞誉，而且徐阶还是张居正的老师，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权势熏天之时，也在老家松江府侵占了十八万亩田地，而这些田地是松江府全部田亩的一半还多。

当然，明朝官员贪腐成风，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松动造成的，更直接的原因还与皇帝本人的行为有关。《明史·食货志》记载：“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可见，从嘉靖（世宗）中期开始，明朝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至于原因，《明史》也说得很明白，一方面是边境军费开支很大，另一方面则是嘉靖皇帝的大兴土木和铺张浪费。

嘉靖皇帝之后的隆庆皇帝，同样是一个声色犬马之徒。比如，隆庆某天突然想吃果饼，御膳监便准备了价值上千两的食材作料；他偶尔想吃驴肠，御膳监便一天杀一头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所谓上行下效，一股奢靡腐败之风由此席卷了整个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