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吗？这就是康熙的思想转变。在康熙皇帝眼中，什么是好官，什么是好巡抚？只要你不扰民，不索诈，即使稍微贪一点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康熙也知道，本朝官员的俸禄并不高，如果仅凭那点俸禄，恐怕连平常的生活用度都未必够，他又怎么可能在职位上一文不取？因此，康熙对于好官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吹毛求疵，只要你在大是大非上不出问题，那你就是好官，就是廉政先锋，在小事情上腐败一点点，皇帝是不会追究的。

连皇帝都是这样的态度，下面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从康熙中后期的一件大案上，就能看出康熙朝后期官场的腐败程度。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初九，在江宁贡院门外，大批的考生聚集于此，因为这一天是江宁乡试发榜的日子，所有的考生都在此翘首以盼。等到榜单发布，眼尖的人迅速从榜单上发现了猫腻，因为上榜的人中大部分是官员子弟和盐商子弟，换句话说，就是上榜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二代”，而在这些“富二代”中，有两个名字最显眼，一个是吴泌，一个是程光奎。为什么这两个人最显眼呢？因为这二人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子弟，是出了名的不学无术之人，平时大字儿都不识得几个，怎么可能考上举人？很显然，这次科考存在着严重的舞弊问题，肯定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背地里贿赂了考官，才使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中举的。

于是，举子们义愤填膺地聚集到一起，一致声讨此次科考的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与此同时，一些举子还把财神爷搬到了夫子庙里，让孔夫子和财神爷并列，并且在江宁贡院的牌匾上贴了张条子，条子上白纸黑字写着两个字——卖完。这显然是讽刺，讽刺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举人，而且举人已经被有钱之人买光了。总而言之，举子们用各种方式对科考考官进行口诛笔伐，一时间，整个江宁城沸腾了。

此时，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站了出来，他派兵包围了江宁贡院，并将十几名带头闹事的举子抓了起来，还声称要以诬告的罪名论处他们。噶礼的这种做法令众举子更加气愤，他们与士兵发生了冲突，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时，身为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在第一时间，将此事整理成奏折，并上呈给了康熙皇帝。张伯行曾是福建巡抚，在清朝政坛上以廉洁著称，还曾被康熙赞誉为“清官第一”。而下令围捕江宁举子的噶礼，则是康熙身边的红人，是一位满族高官。他此前在山西任职时，就有多次贪赃不法的记录，但并未受到康熙皇帝的惩处。所以，在常人看来，这次张伯行的行为可能会吃亏，因为一旦康熙不追究噶礼的责任，噶礼必然会报复张伯行。

看到张伯行将此事上奏朝廷，身为主考官的左必蕃坐不住了，他也拟了一份奏折，首先承认此次科考存在舞弊行为，并且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了考官方名和王曰俞，他说，吴泌和程光奎这两个考生就是方名和王曰俞推荐上来的，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两个考生是不通文墨的登徒浪子。

此外，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也将这件事写成了奏折，指出此次科考存在重大舞弊问题，并将奏折上呈给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到摆在眼前的几份奏折，清一色地都是在说江南科考的舞弊事件，顿时龙颜大怒，下令彻查，并把彻查的任务交给了钦差大臣张鹏翮。

张鹏翮是武英殿大学士，同时也是户部尚书，他做事干练，被派到江宁之后，迅速与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组成了“临时特别刑事法庭”，共同查处此次科考舞弊事件，并将涉案的考官左必蕃、赵晋、方名、王曰俞一律就地免职，听候发落。

审案地点设置在扬州，首先被审理的就是吴泌和程光奎。吴泌和程光奎被带到堂上后，吓得双腿直打哆嗦，还没怎么盘问，两人就将作弊的细节全盘托出，果不其然，这两个考生都是盐商子弟，都贿赂了主考官赵晋，甚至还有代考、打小抄等作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