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熙已经经历了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所以此时的康熙皇帝表现出一副锐意进取的姿态。他首先从严惩治了在三藩之乱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贪腐问题。比如湖南地区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也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康熙对此地的吏治就进行了专门的治理和打击。再比如山西地区，康熙曾经对山西的民生疾苦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钱粮亏空，吏治废弛，苛捐杂税满天飞，私征摊派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这些都是康熙一手调查过的，康熙也同样进行了集中的治理和打击。后来，康熙还废除了清初多尔衮所实行的五大弊政，尤其对圈地进行了集中的打击，彻底摒弃了这一弊政。

总的来说，康熙对吏治的治理是由浅入深的，他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康熙重拳出击，严整吏治，尤其对于封疆大吏，打击力度很大；另一方面，康熙大力开展廉政教育，教导官员要廉洁奉公，并大规模奖励了一批廉吏，这其中就包括了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除此之外，康熙还重启了“风闻言事”制度，实行密奏，同时还身体力行，六下江南，亲身考察民情。

康熙的这些举措对于遏制清初的贪腐之风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也使得清朝的吏治状况大为改观。因此，在康熙朝中期，清朝迎来第一个政治清明、民生安逸的社会稳定期。现在看来，康熙对吏治的整治工作，对于此后雍正的大力反腐有着非常巨大而直接的借鉴意义，也为雍正的反腐奠定了实践基础。

但历史总有局限，客观来说，康熙对于贪腐的治理并不彻底，因此，这种良好的吏治状况并没能持续太久，就再一次踏进了贪腐的泥沼。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康熙皇帝本人——在康熙在位的中后期，康熙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一个锐意进取的法家思想实施者，变成了一个宽仁的儒家学派代表。

康熙皇帝为什么会渐渐养成宽仁的性格特征呢？这还得从他的家庭谈起。康熙皇帝自幼便缺乏家庭的关爱，父亲顺治早早离世（民间野史传闻是出家），母亲孝康皇后也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病逝，只有祖母孝庄皇太后和他最为亲近。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往往会表现出仁厚的一面。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明孝宗朱祐樘，朱祐樘的童年也是异常坎坷，一直被身为宫女的母亲纪氏抚养，直到六岁才与父皇相认，这种成长环境对于朱祐樘仁厚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就是现实生活的影响。康熙自登基之后，就处于辅政大臣、鳌拜、皇太后等多方势力的角逐之中，这让康熙自幼便充满抱负和理想。青年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凭借极强的政治魄力，铲除了鳌拜、平定了三藩和准噶尔。当一个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这个人很容易产生消极懈怠的情绪，而一旦产生这样的情绪，他就会从原先的积极进取转变为安逸享受。

正是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康熙中后期的政治决策逐渐偏向了宽仁。纵观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朝，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这个规律：由紧到松、由严到宽。我们从一些史料（《清圣祖实录》等）中摘取了一些康熙皇帝的语录，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出康熙的政治决策发生的改变。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朕自幼读书，见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保全之。”

“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可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巡抚要节礼乃寻常之事，只须不遇事生风，恐吓属官，索诈乡绅富民，以司道为耳目，择州县之殷实者，苛索财物，致亏空库帑，便是好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