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皇帝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雍正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写照。雍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世人和自己，这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容不得任何人染指。

没错，雍正在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霸道的人，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他绝不是一个可以受人摆布的傀儡皇帝。年羹尧的飞扬跋扈、隆科多的擅作威福，雍正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着时机的成熟，他终于动手了。

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发生转变，是从年羹尧二次进京开始的。在雍正初年，年羹尧曾两次进京，第一次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春季，第二次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至十一月。年羹尧第一次进京的时候，雍正是为了和年羹尧“商酌地方情形”，而到了第二次进京的时候，则已经是青海叛乱平息之后，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功高震主了。

功高震主，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好词儿，不仅不是好词儿，还是个极其危险的词儿，因为功高震主就意味着威胁到了皇权，历史上许多名臣武将都是在建功立业之后被皇帝“咔嚓”掉的，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和朱元璋是怎么对待开国功臣的就一清二楚了。

对于凯旋的年羹尧，雍正帝表现出了极为重视的态度，为了盛情迎接“年大将军”，雍正还命礼部专门制定迎接仪访，礼部侍郎三泰由于草拟的条例不合雍正的心意，还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可见雍正对此次接待的重视。

现在看来，雍正这么做，是故意给人看的，就是要表现皇家对劳苦功高的“年大将军”的厚待。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如果年羹尧是个聪明人的话，就应该及时地收敛锋芒，表示出谦恭和拘谨。然而，年羹尧并没有这么做——按照雍正制定的礼仪，年羹尧进京途中，地方官员全部都要跪接，即使是督抚大员也不例外，比如直隶总督李维钧、都统范时捷都是行的跪拜之礼，更有甚者如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跪在地上向年羹尧回话。

在路上就如此派头，回到京城还了得吗？年羹尧到达京城那天，诸王大臣们早早地在京郊之地跪迎“年大将军”，而年羹尧看到这样的场景，依然坐在高头大马之上，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似乎这些都是他年羹尧应该享有的礼数。王公贵族们上前向年羹尧致敬，年羹尧也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既不下马，也不回礼，态度傲慢至极。

于是，年羹尧的傲慢之举，迅速引起了公愤，很多人都在指责年羹尧不遵礼数。事实上，这哪是不遵礼数，根本就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也让雍正皇帝很是难堪。当雍正召见年羹尧对话之时，年羹尧双腿叉开坐着，这种坐姿在古代叫作“箕坐”，就是像簸箕一样坐着，这是极为不礼貌的，史书称之为“箕坐无人臣礼”。

事实上，此时年羹尧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首先，年羹尧刚刚得胜而归，西北兵事也随之告一段落，此时的年羹尧虽然是大功臣，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利用价值了，这种情况最容易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其次，此时已经是雍正二年（1724年）冬天，雍正已经稳定了朝政，反腐工作也已经陆续展开，胤禩集团也已经摇摇欲坠，雍正完全有能力对年羹尧做出“处理”。

然而，年羹尧却沉醉在功臣的荣耀之中无法自拔，他仍然以为自己是雍正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浑然不知此时的自己已经身陷险境。之后，他更是我行我素，常常以雍正的名号宣达谕旨，这明显是作死的行为。

其实在正式清算年羹尧的罪行之前，雍正就已经多次释放出征兆式的信号，比如，雍正有意识地在分化“年党”，雍正在给年羹尧的亲信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批复道：“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之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自满而然。”在另外一封奏折中也有相似的批复：“凡尔川省属员，须尔自出藻鉴，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之指挥，以定去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