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 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 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 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 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 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作价值判断 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能 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 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 域。倘若对自己作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作价 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 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 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 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 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 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 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 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 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 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 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绝不 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 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 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 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 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 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 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 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 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 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 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 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 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 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 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 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 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 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 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 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 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 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 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