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到结构，我对小说创作提出七项要求，每一要求的最终目的，无非为了创造完整而和谐的形象体系。若七项指标都已经达到，又能使它们融会贯通，造就“这一个”美感实体，意境自会水到渠成。意境正是构成小说之各种因素的综合效应，既检验每一单项艺术创造的成果，又测试总体艺术形象完整而和谐的程度。说作品有意境，无异于称赞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艺术品。

但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王国维）

这才是我“最上”要求，亦即审美第八标准。常人之境界，只在物我一体。诗人之境界，则需要小说家充分发挥自我的能动性。如王国维所指出：“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如此说来，具备“辐射”美感功能的意境，另有其非同一般的内涵。

第一，它应包含极为密集的美感信息──“‘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高度概括的字句、细节、场面、情节，可以大大扩展形象的艺术功能。

第二，它应生发超越本身的美感效应──这境界以形象为基础，却不在其实体本身，而在虚幻感觉之中。我国古代文论时常讲求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像”，就是这种意境。

第三，它应为读者开拓再创造的空间──出色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别有魅力，就在于它能让审美者也参与创美活动。作家创造超越形象本身的意境，促使读者展开想象与联想，由此“自得之”，这才更有兴趣。

为了吸引和满足读者，意境应该既能显现“自得之”的基本途径，又能展示再创造的任何可能，以便情况各异的审美主体，都能投身进去，在“自得之”中获取各自的享受：心驰象外，神游幻境；浮想联翩，情潮迭涌；每一往复，又见新容；思之不尽，味之无穷。创造这样的意境，作家除了更充分地发挥自我以外，还得掌握和运用一系列特殊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段。

首先，需要更富于联想与幻想，更善于对象的人化──“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既是眼前实景，又是心中幻境。诗人在想象中把花人化了，所以才“闹”、才“弄”。与其说这两句描绘春色、月夜，毋宁说它们是在抒发春情、夜思。而这种情思，又会唤起读者幻想，在幻想中展开新的对象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