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德国人和俄国人离充满信任的睦邻关系还有相当一段路程，那么，这个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不仅是我们德国人，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感受着苏联占领欧洲东半部的威胁——尤其东欧人民。苏联对扩张性安全的追求以及它向国际上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造成了动荡不安和潜在的威胁；从这一局势中产生了西欧与北美的大西洋联盟。反之，某些俄国人同样看到自己受到威胁——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他们把德国视为可能的危险根源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完全理解苏维埃俄国人，因为他们在希特勒的战争中损失了2000万人。苏联各族人民希望得到和平，如同我们一样，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抱有这一愿望。

鉴于那种潜在的威胁，我们德国人需要与其他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与我们的西欧朋友们结盟。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与苏联人、波兰人以及与本大陆东半部的其他邻居们和睦相处。这一双重任务是极为艰巨的。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任务，也会不时地引起对我们德国人的怀疑——一会儿在东方，一会儿在西方。对此，本书也将叙及。

自70年代初以来，联邦共和国不再是一个政治侏儒了。我们6000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建立起了世界上伟大的、效率最高的国民经济之一，而且在70年代也学会了在世界上发挥一种与它的地位以及与它的地理和历史形势相适应的政治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在地理上与我们直接为邻的国家以外的领导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以帮助，正如他们反过来也接受了我们的帮助一样。

在30多年的议会政治工作中，在担任总理八年多的时间里，在参加联邦政府的13年内，以及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而做出贡献。这项任务仍然是宏伟的，而且每一代人都会重新面临这项任务。因为，和平不会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的人建立起来，和平必须不断地重新加以缔造。我把我这一代为和平而效劳视为我最重要的义务。我知道：在边界那边我的会谈伙伴们，对他们的任务也是这样看待的。尽管如此，各种利益冲突，对自己的和别人的利益做错误的解释，还有内政上的强制性因素，都可能不断地导致局势危险地尖锐起来。因此，有必要了解别国人民和政府的利益、恐惧和希望。谁要是只从敌情出发，他就不可能缔造和平。谁要是不与别人交谈，不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可能理解别人。本书首先是与世界大国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的结果。为此，我对他们表示感激。

此外，我挂在心上的是，对那些在修改本书草稿时用建议和批评帮助了我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库特·贝克尔、维利·伯尔克汉、克劳斯·伯林、格尔德·布塞柳斯、延斯·菲舍尔、曼弗雷德·拉恩斯泰因、鲁特·洛阿、汉斯·马特赫弗、洛塔尔·吕尔、欧根·泽尔布曼、曼弗雷德·许勒尔、霍尔斯特·舒尔曼、瓦尔特·施蒂茨勒以及我的妻子。不是所有的批评意见我都接受了，对于回忆和判断中的错误和缺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书稿是1984年开始写的，由于不断有其他的工作，到现在才结束。我希望还有足够时间，在另一卷叙述我与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交往中的印象，特别是法国以及整体的欧洲。

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7年4月于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