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否认我的主观性，或者排除我的德意志特性和我的社会民主党特性，那将是不自然的。这是这样一个人的个人报道，这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诞生，他在青年时代——由于他父母的原因——没有成为纳粹，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兵役，并且以为自己必须履行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义务。本书复述了这样一个人的认识和经验，这个人在26岁时当了战俘，由于一些年长得多的同志的帮助和影响而成了社会民主党人，并且在一生中相当晚的时候——感谢西方盟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盟友——才第一次体验到了民主。

康德的绝对命令论和马尔克·奥雷尔的自我观察论对我的影响要比拉萨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影响更强，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些年长的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和朋友。在外交政策上，是具有世界经验的市长马克斯·布劳厄、威廉·凯森、恩斯特·罗伊特和赫伯特·魏希曼，以及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领袖弗里茨·埃勒、卡洛·施密德和赫伯特·魏纳教育了我。而我在经济方面学到的东西，则首先应归功于海因里希·戴斯特、卡尔·克拉森、阿勒克斯·默勒和卡尔·席勒。当然，我得补充说，在企业、工会、科学和出版界，以及在官员、军人和我那个时期的其他联邦议会党团——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中居领导地位的某些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也对我的判断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国外的榜样和范例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0年代后半期，我作为年轻的、不重要的议员登上了国际舞台，与我在汉堡所处的环境相应，我是作为一个亲英派出现的。尔后，到50年代末，我越来越清楚，我们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连接得多么紧密。60年代，我认识到德、法友谊是建设欧洲和平秩序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我看来，这一和平秩序在所有这些年代都是最为重要的。

公元后10世纪的历史做出了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地理中心繁衍发展的安排。同欧洲其他许多民族不同，它既不是生活在一个岛上或半岛上，也不是生活在有自然屏障的保护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片裸露、平坦、人口又比较稠密的土地上。我们德国人比欧洲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多的外国邻居。从全世界看，只有俄国和中国被如此众多的邻居所包围，但俄国和中国都是大国。与此相反，德国是小国，德意志民族由于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和招致全面失败的后果，今天仍被分裂。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在我们邻居的意识中，还将非常长久地留下阴影——对今后出生的德国人所从事的一切都投下阴影。

我一向确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天然权利。也许下一个世纪有朝一日我们德国人又可以走到一起，那么，这当然不是在我们邻居反对的情况下发生，也不会在他们对德国人缺乏信赖不能持久地有能力同邻居和睦相处的情况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