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组织毕竟还能忍受法国退出军事联盟这一令人痛心的打击，它也可以经得起一个小的盟国退出而不使其防御能力受到根本的损害。但如果联邦共和国退出，那将是一场灾难。除非苏联让步撤退，才能弥补由于联邦共和国的退出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与30年前腊帕茨基计划时期不同，目前丝毫没有苏联可能撤退的任何依据。苏联如果做这种撤退，就意味着莫斯科要放弃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实力控制。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欧洲的战略均势，从而也是为了西方的防御能力，联邦共和国即使为了争取苏联做出让步，也不允许放弃或松动它同西方现存的联盟关系。任何这种性质的尝试都会引起西方盟国的深切怀疑和政治反应；另一方面又会使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瑞典人、芬兰人、奥地利人以及本民族的东部德国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一种发展会导致苏联相应地对这些国家加强压力。

说到这里，联邦共和国行动自由的限度还没有列举完毕。德国的门闩地位，使我国的领土变成了西方地面部队和战术空军在欧洲的最重要的进军地区，从而在双方军人的理论中成了最主要的潜在的战场。反过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也是一样。因此，对生活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德国人来说，外国军队和本国军队（包括大量“战术核武器”在内）在和平时期如此异乎寻常地集中在这里，使人经常感到这种和平是靠不住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公开讨论起军事计划和武器部署问题，就会不言而喻地激起恐惧浪潮。不论在联邦共和国还是在民主德国，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计划中的最主要的世界核打击目标地区。这种意识并非仅仅源自恐惧心理，而是基于对局势的精确判断。同时，这也是我们所以特别强烈地要求双方通过谈判商定削减军备的原因。

正如前述，这一切适用于生活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中的人们，毫无疑问也适用于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以及民主德国未来的领导人。当然，在决定性的一点上，民主德国国家领导的起点远不如联邦政府。这就是，它的政治生存不能不仰赖苏联驻军的存在。而在联邦共和国公民的意识中，民主制度——尽管最初它是由西方战胜国规定的——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并且是有效用的，所以他们早就不再需要外国的支撑了。联邦政府尽管不能确信东柏林政府的合法性，但它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损害或者破坏民主德国国家领导的稳定性。因为这将引起苏联采取反对措施，而苏联的反对措施又会使德国人的处境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增加额外的困难。

在另外一点上，联邦政府与民主德国的国家领导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东柏林政府的军队——它叫国家人民军——在苏联领导向东欧提供的大量军队面前，其分量微不足道。国家人民军不过是一种辅助性部队，而联邦共和国的军队却是欧洲西方武装力量的核心。美国和英国驻扎在欧洲的部队，或者在动员时可以补充的部队，其数量是比较小的。而法国的军队从1966年起就已从共同的防务组织中退出，它们在紧急状况下可以不参加共同防卫。正是由于联邦国防军起关键作用，我们的西方盟国才不断地敦促联邦政府加强我们的部队及其装备，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向苏联领导做单方面的军事上的让步。恰恰相反：40年来苏联在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它在欧洲可以动员的后备力量，不允许联邦共和国对自己的军队做任何单方面的削减，以便不使本来就困难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不利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