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作为西德政治家想为德意志民族谋利益，就必须弄清楚我们东西邻居的利益和趋向。如果他要现实地估计自己的活动余地，就必须设身处地用东西邻居的眼光来估量局势。

1974年，当我作为新当选的联邦总理准备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真心诚意地为德国的分裂感到遗憾。倒是华盛顿和遥远的北京有这个意思。但是，华盛顿不可能把对德国问题的某种理解具体地变成使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的政策，而北京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连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没有。

全世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德国的分裂状态。但不合逻辑的是，它却不接受欧洲的分裂。我们德国人经过几十年徒劳的等待重新统一之后，最后学会了在德国分裂的状态下过日子，既不过于悲伤和难堪地自我怜悯，也没有表现出民族怨愤。不过，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们都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新在一个共同的屋顶下生活的愿望和意志，尽管我们知道，那是无法预见的遥远将来的事，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应当尽可能地维系民族的团结。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明白：鉴于欧洲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在反对苏联的情况下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团结。我们对莫斯科的政策必须是旨在使苏联人能够接受我们的愿望：保持我们民族的同一性和改善德国人的命运。

联邦共和国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很有限的。波恩不可能过于迎合苏联，以至它的社会制度为苏俄所影响。一方面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另一方面维护自由的社会和国家制度，这是任何一届联邦政府所追求的首要政策目标。面对苏联的军事威慑手段及其背后的在欧洲任何时候都可以感觉到的扩张主义，这种自由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受到了威胁。

西欧、北欧和南欧的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受威胁的感觉。尽管在这些国家中，多数离东西方分界线较远，但在有些西方国家里，内部有比较强大的同莫斯科合作的少数派共产党。受威胁的潜在意识迫使西欧国家不得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种意识导致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并促使欧洲的自由部分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人们不应忽视，瑞典、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等中立国家也间接地把自己的自由寄托于欧洲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共同的防卫能力。对西欧来说，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维护自己的自由与和平是最重要的目标。

与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或丹麦不同，联邦共和国不是一个全民族的国家，而只是这个民族的部分人的国家。由此，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即同苏联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以便至少使生活在分界线以东的人们处境变得尽可能容易忍受一些。尽管在西欧别的地方也有人急迫地希望为东欧人改善生活环境，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谋求更多个人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自由，但整个欧洲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是统一体，这个意识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中已深深扎根。政治上把这一点最强烈地表达出来的是戴高乐。不过，生活在分界线两侧的德国同胞之间的亲戚关系、友情关系、同乡关系和历史关系，一句话，即社会文化纽带，要比法国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或者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之间的纽带无可比拟地强劲。

联邦共和国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像一根横木，它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封锁了苏俄可能向西欧进行扩张地穿过中欧的陆路通道。从人民大迁移开始，这块小小的地理上十分狭窄的中欧曾一再成为外国征服者的战场。

今天，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对峙使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对西方来说是不可放弃的。如果失去了这块领土，或者哪怕是这块地方仅仅脱离了共同保卫的大陆欧洲的北约领土，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此外，这同时也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