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个权势集团内部，人们也能感觉到有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思潮在相互争斗。你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他们对自己所谈到的国家或问题都是真正了解的，他们有足够的经费、时间和机会遍游各地，他们至少能讲或懂得一门外语。他们涉世甚深，与他们交谈本身就是一种得益。罗伯特·鲁萨、乔治·鲍尔，后来的彼得·彼得森或费利克斯·罗哈蒂，他们都是该委员会里给我留下了愉快回忆的几个谈话伙伴。

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大多来自东海岸，他们默默无闻而又卓有成效地不断充实着自己。当然，有一些尖子人物来自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有一些来自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常春藤联合会。我很乐意回忆60年代与罗伯特·鲍伊、威廉·考夫曼、克劳斯·诺尔、马歇尔·舒尔曼、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许多教授们的接触。属于这种俱乐部式的、非常松散的圈子的人，除了那些权限很大而又举止谦恭的有识之士外，也有一些杰出的工会领导人，如先后任劳联—产联主席的乔治·米尼和莱恩·柯克兰，在这里，当然不直接联系他们的社会倾向。

在50年代或60年代，欧洲人如果要了解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思想，只需要用几天时间和这个圈子的成员交谈几次就够了。为此，如果一年中能参加几次私人举办的国际会议，也就不需要专门去美国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每年一度的所谓比尔德贝格会议，这是荷兰伯恩哈德亲王组织和领导的，我也感激地回忆起阿利斯泰尔·巴肯领导下的伦敦战略研究所的年会。这样的国际会议一般开两天或三天，每次总有几名从事外交活动的参议员与会，譬如雅各布·贾维茨或查尔斯·马赛厄斯，亨利·杰克逊或查尔斯·珀西。在这样的机会与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或保尔·尼采交谈，使人会感到犹如进入了信息和知识的宝库。

如果还能与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或者与华盛顿一位内政方面的重要参议员进行一次交谈，那么无须费多大的努力，即可把对美国外交概况的印象与内政上的背景联系起来。依靠这种方式，美国对欧洲政治家来说，也就变得相当透明。假如这些谈话伙伴中的一些人几年后在华盛顿作为部长或副部长或司长出现，那是不奇怪的，人们还可以认为，这些人所持的观点与以前从他们那儿听到的观点基本相同。美国的政策过去一直是稳定的，一个新政府上台，无须担心它的方针会出现90度甚或180度的变化。

美国国际政策的这种连贯性和可预测性在越南战争期间明显减弱。这场战争以及人们对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牺牲的意义和对取得政治成功的前景所提出的疑问，促成了美国的政治阶层向两极分化。许多人失去了沉着冷静（以及良好的俱乐部作风），另一些人对祖国的国际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而自己儿女们的反对也促进了这种怀疑。东海岸权势集团在60年代体现了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特征，那时这个集团所起的作用即已跨越了它的顶峰阶段。

卡特政府，尤其是里根政府，以这个巨大国家的南方和西海岸的影响来取代了迄今面向欧洲（越过大西洋）的东海岸在对外政策上的支配性影响，现在人们从南方和西海岸更多地面向加勒比以及越过太平洋面向西方。与此同时，70年代经济活动的重心，国民经济与人口增长的重心，都明显地向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转移，而脱离长达几代人之久的美国工业增长之地东海岸和中西部。那些新繁荣起来的地区具有更大的活力，但外交上更为幼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蔑视华盛顿和老派权势集团，这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