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总统上台后明确告诉美国的盟友们，他们与前届福特政府进行过忠实合作，在国际政治方面也给予过诸多支持，但很遗憾，他们支持过的许多事都是错误的。现在，他在许多方面要推行一种崭新的政策，并期待着我们给予合作。四年以后，当里根总统接替他的职位时，这个剧本又重演了一遍，虽然是朝相反的方向。按照欧洲传统观念上的含义，人们可以把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时代的国际政策称之为中间的政策，卡特来了一个90度的左转弯，而里根则随后向右转了180度。

这两次路线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几乎全部根源于美国的内政，包括对外政策的结构、结构变革、党派的权力斗争、公众和政治阶层内部的情绪和思潮等。当然，两位新总统的思维习惯和偏见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到华盛顿时所具有的国际经验也都少得可怜。他们两人都把自己的人（其中有少数几个妇女）带进了白宫，这些人在他们两位任州长时以及在长年累月的竞选斗争中，都是支持他们的。这些助手和顾问在内政和党派政治上都具有丰富的经验，然而在对外政策上，他们中绝大多数几乎一窍不通。譬如，卡特班子里的汉密尔顿·乔丹或乔迪·鲍威尔，里根时代的爱德华·米斯或“法官”威廉·克拉克，就是这样。

在这以前的总统也把他们的亲信带进白宫，并给予极富影响的职位。但直到70年代上半叶，在国际政治领域，一直有两个由富有国际经验的人物组成的集团构成一个相互充分平衡的对立物。一方面，由一大批优秀的职业外交官和高级职业军官组成的集团关心政策的连贯性；另一个是由以前在政府供过职的私人组成的大型储备库，这些人具有判断力，过去曾经积极地为政府效劳。

这个储备库以前常被称之为“权势集团”，它的论坛和中心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它的成员是律师、银行家，也有一些工业家和教授。委员会在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后来在威廉·邦迪的领导下，出版过（现在还一直出版）一种出色的杂志《外交》，对委员会的论坛性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吸引那些精心遴选出来的年轻人参加它组织的一系列讨论会，并为他们开始接受简单的任务做准备。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们常常在国务院、五角大楼、白宫或其他国际政治机构的关键位置上（从贸易政策到裁军政策）担负各种高级任务。

在这些人中，多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追求，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几年献身于公共事业，而且在财政上能承受这种负担。这些人在组阁间隔期间从事自己的职业，但他们始终能掌握形势的最新变化，随时都在准备着为当时的政府或总统效劳，不管是充当私人顾问，还是作为政府有时成立的一些委员会的成员。约翰·麦克洛伊（约翰·麦克洛伊（1895~），1949~1952年为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长期担任这个集团的主席，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典范。后来在委员会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是戴维·洛克菲勒和赛勒斯·万斯。

从这个权势集团产生过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也为世界——做出了部分是无法估量的贡献。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但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决定性的是：他们必须是“左翼”共和党人或“右翼”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是国际上有责任感的中间派。正因为如此，不管总统如何更换，他们都保持着美国国际政策的连贯性，直到在越南战争过程中内部发生分裂为止。

如果德国政治家到纽约并被邀请去该委员会，不仅会感到这是一个荣誉，而且可以不太费劲地在这里相当迅速地了解到美国政府对近东局势的想法，了解到美国政府对苏联或对柏林的关系，它现在的意图或者下一步的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