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老派东部权势集团衰落及其不断受到南部和西部排挤之外，也还有另一种发展导致全国统一的政治阶层解体，这就是一个由知识界的职业政治家组成的阶层形成。这个阶层自身没有选择，而是为当选的政治家（或候选人）充当专业顾问或作为执行机构提供服务，有时甚至强行使人接受其要求。这些人如果还没有担任政府职务，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他们所属的各式各样的机构。

这样的“思想库”在美国很早就有了。譬如我们欧洲人早就知道，在军事研究领域有个兰德公司，这个公司很早就涌现过一些像阿尔贝特·沃尔斯泰特那样头脑清醒、敏锐的人物。60年代时他在《外交》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微妙的恐怖平衡”的文章，被认为是最初唤起人们意识到核威慑战略均势的敏感性的人之一。近20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或多或少相似的机构，与老机构的不同之处是，许多新机构具有鲜明的党派政治色彩。美国企业研究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属共和党，而布鲁金斯学会则主要遵循自由和民主党的方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亦是如此。与此相对应的是，至少自卡特时代以来，保守的乔治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或者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等，都隶属于共和党右翼。这些机构得到的资助越来越多，作用也日益重要。

在卡特执政的四年期间，观点极右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富有建设性的聚会场所，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们总是以忧虑的心情注视卡特的总体战略。尤金·罗斯托和保尔·尼采是这个委员会的动力，他们两人来自老派权势集团，后来又都在里根政府担任裁军政策方面的重要职务。尼采在40年代与迪安·艾奇逊和乔治·凯南一起同属于美国在总体战略方面具有远见卓识和富有责任感的思想家，他们共同拟定了马歇尔计划。对他们来说，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明显地优先于党派属性。

我从50年代起就认识尼采，直至今日，我对他的判断力和正直的品格始终怀有极大的信任。当他被里根任命为在日内瓦与苏联人就限制欧洲中程战略武器进行谈判的代表团团长时，我感到放心了。我未曾料到，年轻的理查德·珀尔竟成了他（以及裁军署长罗斯托）的一个非同一般的有才干的对手，正是这个对手以策略手腕和高强的智能阻碍并破坏了谈判的进展。

这位助理部长（按我们的分类，他相当于政治司长，但不是从行政官员提拔上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流派的职业政治家。珀尔不属于某一家大“思想库”，而是保守派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顾问班子里的决策人物之一。今天，所有参议员的私人顾问可以多到上百人，他们由国家支付薪金。这些顾问班子聚集了许多较年轻的正在等候机遇的未来的职业政治家。这些班子的特点是具有务实的判断能力和知识分子的相互竞争，在党派政治上同样明显地向两极分化。这些班子也是在美国联邦政府谋职的跳板，政治野心驱使其青年男士们在某些情况下蔑视终身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的经验与判断力。他们在参、众两院靠山的帮助下，把一些久经考验的人不断排挤到下属职位上去，他们一旦成功地在政府里得到了称心如意的职位，又会从相当的社会环境中把他们认为水平相当的人拉过去。

越来越多地把职业官员从几乎所有职位上排挤出去，这是美国对外政策令人遗憾地缺乏连贯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领导人越来越广泛地适应主要受电视影响的公众舆论，也是非常有害的一个因素。现在，一位总统就职时要任命数百名新的司局长和大使，被解除职位和任务的人员总数数以千计，几乎所有职位都要换上新总统或其党的党派追随者或同情者。当然，女秘书也要更换，而离职的总统还几乎把全部文件带走。因此，到新总统熟悉工作的过程结束时，几乎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