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联邦共和国更换总理时，通常情况下不调换大使，只在少数情况下更换司局长，任用非职业文官更属罕见。我任部长和总理时的私人秘书都是职业文官。更为重要的是，我任总理的八年半期间，先后有四名外交和安全政策顾问，他们均为杰出的职业外交官。这四人中有三人后来成了其他部的国务秘书，就是说，他们都晋升到了职业文官的顶峰。按照法律，显然可以随时责成司局长和将军离职退休，但在波恩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的。在我国，更换政府时人员的变动主要集中于部长、常务国务秘书和议会国务秘书。英国的做法类似，但更严格。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新的总理或首相一上任就能有第一流的专家在身边，这些专家熟悉新上司想解决的复杂问题产生的历史和各个环节。这位新上司则必须研究他们的设想，一旦他做了决策，他便可以相信他的官员们将会忠实加以执行。不仅在伦敦和波恩，而且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都以这种方式使对外政策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给其他国家政府一种可以预测和可靠的重要感觉。一般来说，人事上的这种连贯性还由于总理、首相或国家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本能而得到补充。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由于自己的政治经历而为肩负民族重任做好了准备，由于他们多年研究本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因此他们知道，突然改变方针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可能取得成功。不管蓬皮杜还是德斯坦，都没有提出取代戴高乐的总战略或核战略的新方案。爱德华·希思并未改变其前任哈罗德·威尔逊做出的不再在“苏伊士以东”驻军的决定，当威尔逊接替希思再度出任首相时，他也没有让联合王国重新退出欧洲共同体。赫尔穆特·科尔在努力继续执行他的前任的东方政策，尽管此前他处于在野地位时曾对这一政策进行过激烈批评。

与此相反，华盛顿的特点是，每出现一批新人时就有许多新点子，几乎每届总统一上台就要宣布他自己的外交政策或总体战略“理论”。这种不连贯性不能不使盟友乃至对手产生不安、谨慎，甚至产生不信任感。自1976年以来，储备人员不断更换（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和裁军署的实际工作人员甚至对外使节都是从这支储备队伍中遴选出来的），总统也缺乏国际经验。职业外交官在华盛顿不值钱了，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薪金相当低，所以许多第一流的人过早地离开了外事部门，另有不少人根本就不敢进入外交界。取代这种状况的是，为总统竞选做出贡献的人在任命一些私人为大使时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优秀的职业外交官（比如，我以感激的心情记起驻波恩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也有局外人出身的杰出的大使（如阿瑟·伯恩斯，他后来任驻波恩大使）。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自成系统的武装部队相对来说不受规律性的人事政策的冲击。军队可以比较平静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使用来提拔最优秀的人才，并使他们能够较早地进入有影响的高层职位。这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使自己获得了常常是超出军事范畴的总体战略判断力。优秀的欧洲北约最高司令（传统上由美国人担任）一旦具备了这种判断力也会给欧洲人带来好处。譬如，兰尼兹尔将军、古德帕斯特将军和罗杰斯将军作为欧洲北约最高司令，常常比五角大楼更能理解欧洲盟友的利益和需要。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担任此职时，事实上成了欧洲驻华盛顿的真正起作用的大使，同时又是美国驻欧洲的优秀使节。70年代后半期，欧洲北约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黑格也起了类似的突出作用。他后来在里根手下任国务卿时，却不如以前在布鲁塞尔时或更早些时候在1974年华盛顿总统危机时那样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