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班子里起决定作用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在竞选中训练出来的，他们首先以内政和公众关系为标准来进行衡量，当威廉·克拉克任里根的安全顾问时，他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仅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1982年七八月间的林中散步方案和里根加以拒绝的问题上，以及在1983年公布战略防御计划和宣布这个计划将使所有核武器成为过时这个问题上，他却未能设法预先全面地审查一遍错综复杂的材料，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在这两件事上，白宫根本不理解，这里也触及盟友的利益。

如果总统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想对外交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从理论上讲，还有副总统可能进行干预。但是，尽管历届总统经常宣称，他们打算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副总统，也尽管有杜鲁门、约翰逊和福特都是从副总统位置直接进入总统职位这三次经验，白宫顾问班子通常仍然把副总统搁置一边。当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时，他曾以讽刺口吻对我说，他的主管范围只限于在发生地震或奔丧时代表一下美国。

从理论上讲，还可以设想，至少白宫首席顾问可以保证对世界政治局势有全面概括的了解，比如肯尼迪手下的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做到了这一点。但正是在1976年之后和1980年之后的危机时期，即急需起这种作用时，首席顾问却又不具有这种水平。不论詹姆斯·贝克还是唐纳德·里甘，都未能设法使里根总统通过自己的明确决断来结束从外交政策和质量上考虑问题的国务卿舒尔茨与从军事上和数量上考虑问题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之间持久不断的争吵。

长期以来，美国的欧洲盟友已经习惯了不太重视总统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宣布的对外政策，他们也习惯了只有在很少情况下能预先知道当选总统实际上将要干些什么。他们没有把握通过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安全顾问、贸易代表或总统私人特派员进行会谈是否真正能完整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他们心中无底，即已经做出的判断究竟在多长时间内算数。他们总是不愉快地观察到，美国现实的对外政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19世纪末通俗主义的主张，以及参众议员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影响日渐增长。在盟国政府看来，今日之华盛顿与昔日从艾森豪威尔到福特这一时代相比，其可预测性已大大减少。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更加小心谨慎，免遭危险。人们总是担心方针会马上改变，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改变以及朝什么方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