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杰出的美国军人的作用也由于陆、海、空（外加海军陆战队）三军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受到影响。里根和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认为卡特忽视了防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大提高了防务开支。我得到的印象是，在给各军兵种分配追加的预算资金时，不是根据战略考虑，而更多是依据廉价的比例分配法。从类似的比例分配法出发，欧洲战略武器潘兴Ⅱ便成了陆军的而不是空军的武器。像戴维·琼斯或马克斯韦尔·泰勒这些从总体战略考虑问题的将军，只有在担任军种的（四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或者在任欧洲北约最高司令时，甚至只有在被召回白宫或离开现役后，才能使他们的分析能力得到利用。

当我与美国朋友谈话抱怨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缺乏连贯性时，必然会谈到每一位总统实际上负担过重，以及谈到每位总统对此做出的不同反应。按照欧洲的尺度，美国总统同时行使着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职务：他既是近似皇帝地位的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仅从礼宾上讲，第一个职位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实际上总统又不可能拿出像欧洲国家的总统那样多的时间来接待外国元首的访问。在欧洲，英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和丹麦的国王，或者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总统或联邦总统，都负有不成文的但极为重要的任务，在精神上维护社会各阶层的统一，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公开进行言传身教。最近一个时期内，胡安·卡洛斯、桑德罗·佩尔蒂尼或里夏德·冯·魏茨泽克都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任务，使人们普遍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对美国总统来说，由于在体制上决定了他必须常常与参众两院的多数进行争论，使这一职能更难于行使，而且总统事实上还起着本党领袖的作用。当然，美国人民有一个可爱的传统，即在处于外交危机状态时，总是首先支持总统及其危机指挥部。譬如卡特在戴维营事件上以及后来在德黑兰人质事件中都经历过这种情况，里根轰炸的黎波里时也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

总统本来的职务，即作为政府（在美国称“行政机关”或“执行部门”）首脑，同样苦于任务过重。美国政府不像欧洲国家通过每周召开内阁例会，共同讨论并共同做出决议，这样的做法美国几乎是没有的，华盛顿的内阁会议常常只是为电视转播而举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位美国部长行动自由要比一位欧洲部长的小得多。总统对他的部长——除了最重要的部长外——几乎不听取汇报，而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顾问班子向部长们发指示，这使各部之间的责任界线不清，并诱使白宫的顾问人员对部长们的素质以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合作，也即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乐于接受白宫顾问们的指导为尺度公开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