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住宅在紫禁城里靠近边缘的地方。从外面和里面看，都不怎么显眼。墙上没有挂照片或轴画，屋里摆了一些公务需要的家具、办公用品。几个软座沙发，呈半圆形，沙发扶手和坐垫上铺有装饰的花边。站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确实已经苍老。毛不能走过来欢迎我们，这是一位得过严重中风的人，这是我的感觉。我们一起拍了“家庭照”：我的夫人，我的同事库特·格沙伊德勒、克劳斯·伯林和玛丽·施莱，邓小平以及毛的和我的工作人员，其中有我们的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接着，绝大多数陪同人员被迅速地请了出去。中国电视台拍下了毛欢迎我们的场面。晚上电视台播放这一节目时，我的印象是：这是让人民对他们的领袖即将终结生命做准备。这次会见开始时似乎纯粹是一次礼貌的姿态，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气喘，已不能发出适当的声音。他周围的三位女士中的一位好像是为他致欢迎词并翻译。

然而，这个失望的印象却是错误的。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毛坐下时需要人扶着——马上就开始了一次活跃的辩论。就身体而言，他无疑已成为一个残躯，但他精神集中，思想活跃。他在坐下的时候说，他的腿已不听使唤，讲话也颇为困难。三位女翻译（其中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是外交部欧洲司长）在翻译之前就他想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这种情况在这次谈话中经常出现。有时她们反问一下，如果在毛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

显然，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程序，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有时还伴随着女士们的哄笑声。人们毫不拘束，也没有一点宫廷式的敬畏感。但是，先把他的意思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这种翻译技术确实很花时间。很明显，他发音很吃力。由于这两个原因，他特别注意讲短句。他说话不用华丽的辞藻，但不无诙谐幽默。

谈话是以相互恭维开始的。关于德国，毛说：“德国人好。”然后他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我谈到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也提到玛丽·施莱特别喜欢毛的诗篇。毛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了他显然打算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们同意，就苏联的战略和就对莫斯科采取正确的战略问题交换意见。为促使对方做出反应，我决定做比较广泛的论述：“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须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毛表示，讲得好，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

“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的（即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我反驳说：“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毛回答说，他知道这些，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