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理论上设想一下苏联可能的军事行动目标，那么首先被选中的将是满洲，然后是中国的整个东北部，可能还包括北京本身，甚至也许一直到长江的整片领土。此外，靠近中国边境的苏联武装力量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且也是针对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难道他们不是也威胁东亚和东南亚的美国基地吗？俄国的导弹甚至还威胁着美国本土。

邓毫不激动，完全没有论战的口气，他只是断言说：“但中国不怕苏联。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准备。归根结底，100万苏联军队在沿长达7000公里的边界上并不算很多。要向中国发动一次进攻，苏联至少要从他们国家的西部再调来200万军队。而这样一场战争将延续20年或更长。我们并不害怕。”当我问他，他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进行一次核战争是可以想象时，邓十分平静地回答说：“这也不改变问题的实质！中国也照样生存下去。”然而在我访问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到，有些中国人对进行一场核战争还是很担心的。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时，邓又回到美国上来。他再次谈到美国的援助义务太多。然后他谈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他问我们是不是有把握，美国真的会保卫欧洲？如果是“仅仅”涉及南斯拉夫或斯堪的纳维亚，美国也会这样做吗？美国人像1940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表现的一样，让其盟国自己管自己，这还是可能的。

邓说，他也把这一点讲给了基辛格听，基辛格表示，美国采取什么态度，关键取决于欧洲人的态度。邓显然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联盟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对美国军队在欧洲的存在不持异议。但是人们怀疑美国推行“绥靖政策”，赫尔辛基会议的例子令人十分忧虑。无论如何，西欧要为在危机情况下能够自卫做好准备，因此欧洲必须在政治上团结起来。

对此，我有点冷淡地说，还在北京——同莫斯科一道——坚决反对的时候，波恩就已要求和促进欧洲的联合了。至于我们的防务能力，我们德国人为欧洲防务所做的贡献受到了我们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补充说，中国领导由于同苏联有几十年打交道的经验，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莫斯科。但更多地了解欧洲对他们也是重要的，因此我邀请他做一次回访。当然，北京也应和美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杰拉尔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都是强有力的和可以信赖的人物，他们也完全经得起批评。

突然，邓直截了当地、简洁地说：“我们支持德国重新统一。”中国是从它所处的东半球国家被分裂的经验中看待德国的分裂的。人们希望德国统一，如同希望越南、朝鲜和中国（指的是与台湾）的重新统一一样。所有这些统一问题不可能在5年或者10年后解决，但也许用不了一个世纪。在我看来，这样的前景是现实的。当然，邓的第一句话使我颇有好感。对这样明确的语言，我向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邓对世界经济的分析，第一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其次也很含糊。他基本上限于空泛地说明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当时这个问题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摆在日程上的议题。在经济领域，邓只是一个倾听对方意见的谈话伙伴。他自己所讲的没有超出公开宣传的范围。就是在10年以后，当中国完全处于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实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时，他对经济联系的知识看来依然是相当一般的，至少无法与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精辟见解相比。

如果把四次丰盛的宴会计算在内（我们在宴会时同样可以进行详细的交谈），邓和我两人异常亲切地交换意见共达8小时，甚或10小时以上。我得到的印象是，对邓来说，这段时间也是利用得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