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人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像我这样年纪更大的老将做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任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70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80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30岁以下的人担任，师长也不应大于40岁。

我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我插话说，我想象50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别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50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我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尽管我觉得，说中国的核武器只有象征性是一种缩小实情的谦虚说法，但关于苏联因军备而影响了经济的说法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个说法正好给我们机会，把话题转到即将做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上来。

中国究竟打算如何从根本上培养年轻的经济管理人员？邓说，现在当然要靠中小学和大学。但重要的是把能干的年轻人派到国外去。已经有10000多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在德国大概有1000人。企业自己也培养年轻的经营管理人员。我插话说，我在中国各地访问过程中会见了一些厂长，他们使我感到意外的年轻，比在欧洲的厂长年轻得多。

邓证实了我的观察并补充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年轻人送到领导岗位上！应当从全国筛选有才干的年轻人。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我们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决议解决了农业经济问题。新的农业政策已实行了六年，你看到了成果。随着实行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我们将进行一个试验，即把农村的经验推广到城市。当然，城市的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

“自然，中国今后也必须继续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因为那里生活着我国4／5的人口。我们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流入城市。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把很多青年人从城市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他们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欧洲的失业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每年增加700万人或800万人，他们都需要劳动岗位。待业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建立了新的企业，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但正是为了这点，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具有灵活性。因此，我们也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包括合作企业和私有企业……”

我想起了曾详细谈过的经济政策中有魔力的四角关系。所以我又提了同样的问题，即一般的通货膨胀危险，特别是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邓的回答有很浓的乐观主义色彩，他说：“我不相信中国有通货膨胀。但即将通过的关于价格体制和工资改革的决议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通货膨胀问题。”我指出，中国领导在今后一个时期会面临一系列更加困难的问题。“但愿你们到时又能得心应手地解决困难！我赞赏你们抓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我知道，我掌握的经济知识很少，”邓回答说，“我只是为实行灵活的政策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而实现这个建议是其他人的任务，不过他们在改革中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确信改革是必要的。迄今在执行新政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我是对的。这些成就首先证明，没有我，其他负责人照样能干。我想，三年以后城市的变化也会明显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安，整个方向不合他们的意。要消除他们的忧虑，中国需要三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