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莫斯科和北京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很可能一点也不少，甚至莫斯科做决策时更加富有单边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广大群众对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了解比美国大多数人更少。比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新加坡或菲律宾人害怕中国的实力不理解，如同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对生活在苏联射程之内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害怕苏联的实力不理解一样。

在欧洲人当中，德国人比其他国家人民有更多的恐惧，这是由于德国被分裂的结果，是外国军队和武器驻留在德国领土上的结果，也是由于我们民族被隔绝的那一部分缺少重要的自由权利的结果。但其他欧洲人同样有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恐惧。许多欧洲人对自己大陆在外交上与安全上依赖于两个世界大国的决策感到不快。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从华沙到巴黎和从哥本哈根或者奥斯陆到罗马和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尽管如此，他们今天比50年代和60年代更难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中得出结论，也更难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由于80年代西欧的联合进程陷于停顿，欧洲在世界上的分量也减弱了。目前，欧洲不能有力地代表它们关于通过限制军备条约实现稳定的军事均势的利益，因为即使在西欧内部也没有形成共同的意志。如果这种情况保持下去，世界大国今后便将继续主宰我们。

如果我们在谈了军事事实之后来观察一下经济事实，那么，三个世界大国的实力给人的印象远不是深刻的。70年代的石油贸易平衡表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引起的1973~1974年和1980~1981年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开始时对三个世界大国只有很小的影响。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外贸额微不足道，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以不予重视的数额，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靠自给，苏联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净出口国（特别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把电力供应转向核电站以后）。相反，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几乎全部要靠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如果说世界市场上原油价格暴涨20倍（天然气价格跟随油价走向）本来可以使三个世界大国在1972~1981年期间大为受益是不用感到奇怪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对其国民经济的巨大影响。例如，德国在1972~1981年期间向国外的石油付款由30亿美元增至290亿美元，同期法国的石油付款由25亿增至250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一时期的石油年出口收入则由230亿增至2600亿美元，苏联的石油出口收入从15亿增加到430亿美元。世界经济的这次“地震”对依赖石油进口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购买力下降，预算赤字升高，经常性收支逆差增大，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性的涨价，部分国家外债累累，高失业率比比皆是。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未能从高额外债中恢复过来，如同工业国家未能从高失业中恢复过来一样。1972~1982年所发生的世界经济“地震”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引起了经济结构的恶性变化，它造成的晚期后果尚难预料。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正在迅速工业化的低工资国家是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国家。

但是，与世界其余部分相比，基本未受这两次油价暴涨影响的三个世界大国（苏联甚至因此扩展了它的对外经济活动余地，石油和天然气今天占苏联出口收入的一半）并没有能够加强其经济地位。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和苏联的经济体制反应迟钝和低下的效能，而美国在卡特时期，特别是在里根执政时期又犯了严重的经济错误（开始是由于国内油价太低，人为地拖延了必要的节约用油，后来预算赤字膨胀，以致由于国内经济的节约或资本的积累，丝毫无法为预算赤字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三个世界大国的对外经济很少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它们从世界经济结构危机中能得到的好处很少。当然，后来它们间接地受到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