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两个老牌的世界大国在其对待军备的态度上并不以这句话为指导。相反，为了在核军备竞赛中得到好处，它们迄今花了惊人的资金，就是说，牺牲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生产总值。除了英、法之外，西欧和东欧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放弃参加这场竞赛。两大盟主苏联和美国也根本不会容忍它们参加这一竞赛。欧洲无核国家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要求——即便在大多情况下只是胆怯地提出——世界大国限制其核军备。理查德·尼克松和后来的吉米·卡特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远程核武器领域达成军备协议（即《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自然不是第三者敦促的功绩，而是由于两个世界大国认识到，建立并在一定时期内，稳定核战略均势是适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它既没有参加1981年开始的关于限制中程核武器的谈判，也没有参加其他谋求裁军的努力。鉴于中国人口众多，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可能做出较小的牺牲，从而至少能部分地弥补中国同苏联和美国相比在军备方面的落后状态。因此可以预见，两个老牌世界大国有兴趣在将来吸收中国参加军控谈判。估计苏联——还有印度和越南——对此的兴趣要比美国或欧洲人的兴趣更大。

东西方的欧洲人对他们大陆的和平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希望均势、稳定和合作，因而也希望达成限制军备的协议。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欧洲国家与苏联、美国和加拿大于1975年共同召开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当然，在欧洲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也始终有不同意见，法国或罗马尼亚的特殊立场，或者是联邦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关于双重决议或“零点解决方案”的国内政治辩论，便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美国，由于民主宪法和参议院、众议院及新闻媒介的重要作用，形成一种意见的过程对每一个局外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有时候美国自己同自己的谈判好像多于它同苏联的谈判。其中，其他人的、包括盟国的论据和利益只起很小的作用，不管是关于中子弹、战略防御计划或中程核导弹的谈判，还是关于核电站或钢的出口，或者关于美元汇率或贸易收支逆差问题，都是如此。美国的电视观众很少倾听和阅读其他国家人民的意见。至少他们是不看欧洲报纸的。因此，几乎所有针对美国的欧洲报纸社论都是无的放矢。如果有哪一届美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努力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那它就是值得称赞的。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地决策的倾向，“单边主义”的倾向，在约翰逊、卡特时期，特别是在里根时期有很大发展。这方面，许多美国人的失望感起了作用。他们感到失望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美国式和平”的设想早已不现实了，联合国远不能做到人们过于理想主义地期望它做到的事情，西欧一体化看来没有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