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肯尼迪关于由美国和欧洲两根支柱共同支撑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方案今天比当年，即美国开始卷入越南战争之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今天必要的客观条件已存在：欧洲共同体已经建立，英国已是成员国，法国对德国的保留在很大程度上已为相互同情所代替。欧洲委员会作为欧洲的领导机构自80年代开始以来已一再证明了它的行动能力，它甚至已为共同的货币体系创造了基础。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集体经济力量，特别是它们在世界经济方面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杰出作用，今天给了欧洲一种潜在的前所未闻的政治分量。最后，在此期间除核武器之外，甚至实现了建立一支独立的和充分的西欧防务力量所需的所有数量条件。

诚然，西欧正在耽误它的机遇。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西欧今天就可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即第四大世界力量。但是西欧国家领导人却僵化在维持现状的思维上。英国的领导人一直还认为他们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更重要，尽管这种关系在那里已几乎被人遗忘了。在他们的思想中，英吉利海峡比北大西洋更宽。法国的领导人迄今仍未认识到，他们的独立核力量无人嫉妒，也无人想要夺取它，他们很可能把这种独立核力量同西欧大陆的联合常规武装力量的军事领导作用联系起来——而且完全是在北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之内。意大利的经济尽管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卓有成效的蓬勃发展，但意大利的政界在外交上受不明显的自卑感折磨，他们过多地被国内政治的组阁联盟游戏弄得疲惫不堪。德国的政界在希特勒、奥什维辛（集中营）和波茨坦协定之后要起领导作用是不在考虑之内的。此外，德国政界同民主德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尚未澄清，他们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有着部分是夸张的恐惧感，这些都妨碍他们就全欧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思维。

这就是说，目前西欧没有领导，因此，也就使它理所当然地继续倾向美国。但这同时意味着继续保持对世界大国美国的依赖。正如我们有时候抱怨约翰逊、卡特和里根总统在外交和总体战略方面的领导一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地这样抱怨下去。日本和我们欧洲人的处境相似。但同在本地区处于孤立的日本不同，西欧国家有选择余地，因为欧洲通过1000多年的共同文化发展，通过40年的军事协作和通过30年的经济合作相互联系在一起了，还因为欧洲各国人民今天相互为友，这和日本在其本地区的情况不同。

不能排除我们西欧人耽误了从这一独特的历史形势下得出指向未来的政治结论；耽误了抛弃已经变得荒唐的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共同市场，并以共同的欧洲货币联盟（ECU）逐步取代欧洲共同体内的11种货币，从而在我们各国逐步实现同步的预算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建立一支一体化的防御部队。同样，不能排除我们可能耽误了给予西欧一个共同的、有总体战略的领导。

如果我们西欧人保持今天的境况，那么，东欧人将继续充当莫斯科的附属国，而西欧人也将沦落为华盛顿的附属国。尽管西欧人偶尔也觉察到这一点，但总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才觉察到这一点的。

把我们西欧人同北美洲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民主的理想和实践，而且是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消费者与企业的支配自由的实践，但首先是对个人自由的基本权利的理想和实践。我们之间有非常多的一致点，只有很少的矛盾。北大西洋联盟不仅是地缘战略必要性的表现，而且是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一个巨大共同点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