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现在和将来究竟有多大，这是难以估计的。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而言，肯定不能指望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同北美和欧洲能有一致性。欧美的民主思想是在古希腊基础上在西欧和北欧的文化区发展起来的。试图把这种思想移植到其他文化区是不大有前途的。撇开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共产主义世界大国能否发现并发展每个人的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在俄罗斯人之间以及在苏联的其他欧洲民族之间，要比在苏联的亚洲民族之间以及在汉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之间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要好，因为他们在文化历史上更有基础。然而，我们欧洲人在历史上没有资格可以认为自己优越和高尚。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在几千年中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人能读书或写字。中国的文化发展了它自己的价值。以暴力来改变信仰的原则是在欧洲产生的，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产生了，它严重地违反了自己的基本价值。

诚然，我们有权保护和保卫自己，反对企图反过来把外来的指令或者甚至于把专制的社会和国家形式强加给我们。如果在21世纪不是有三个，而是有四个世界力量，那么我们就有更大的成功希望。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自由和自身的和平也仍然是超越一切的信条。仅仅通过熟练地操纵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还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信条，还必须要有远大的目光、周密的考虑和合情合理的西欧总体战略。如果我们远远超过三亿的西欧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世界的天平上就会有我们的分量。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获得我们的自决权，也可以向易北河和多瑙河以东的欧洲人提供帮助和支持，因为他们今天的处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任何世界大国，任何一个国家，它合情合理的、旨在保卫和平的总体战略都需要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外交政策。这就是说：它要求具有能倾听他人的意见并能理解他人和他人的利益的意愿。在这里，要求要小心谨慎，但已经留传下来的敌对形象是有害的。

不管谁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都会是一个带有合乎人情的优点和弱点的人，这同我们自己有优点和弱点是十分相似的。他所代表的利益同我们的利益肯定不会一致。但是他也开始懂得，和平以及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只能是共同占有。我们大家，美国人、俄国人、中国人和欧洲人正在理解：这是我们共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世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温德尔·威尔基就曾这样说过。“若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适用的。或者用德语来说：谁要想得到世界和平，就必须准备为此做出一点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