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党委1958年把傅鹰、游国恩等列入“不服输，依然翘尾巴，须严打”之列。“继续烧他们，把他们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这完全是对敌斗争式的部署，却产生在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的“小”运动中。原来这个“双反”运动是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直充当反面教员的老教授们，于是又成了“少慢差费”的代表。为大跃进揭开序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在这年5月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也有人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全国高校学生起来批判老师，这把火就此点起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叫好助威，认为学生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局面打开了，对全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写入文学史：“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在这里，周扬跟康生一样，并没有多少新创意，只是在传经学舌，连“保持对立面”云云，也是从毛泽东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趸来的。如果追溯得更远，那么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实在具有“元典”的意义，他后来的名言“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书读得愈多愈蠢”都是缘此思路而来。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乘胜追击，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马寅初就是那时列为重点目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听取北大、复旦、科学院汇报，就有中央领导人强调：“两条道路斗争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北京市委由此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烧，慢火炖”，这已开启了后来“文革”语言中“火烧某某某”以及“烧焦”、“砸烂”（毛泽东并曾称赞邱会作“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先河。

其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右派分子”们，作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对象已遭打击、孤立，作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方的广大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仍被高层认为没有向党靠拢。而这时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则对立面显然只能从暂时还属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中去寻找和确定，前述“中右”和“中中”的“旧教授”自是首选。据说，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9人，“双反”运动中23人，1958年学术批判中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教学检查和编书中16人。附带说一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因反右派斗争期间领导不力，1958年初调离。所谓“领导不力”，实指他“钓鱼”不力，在鸣放阶段疏于组织，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级“放毒”放得不够，后来其继任者叫各个总支清查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论，凑不够数，徒呼负负；虽又补划右派若干人，还是深感遗憾，指责江有右的方向错误。至于江校长当时是由于政治上右倾，没有切实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还是由于“五一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顾了学生这头，漏了先生那头，今天就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