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北大如此，北京农业大学全校共有教授55人，而在大跃进后的四年里，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批判了33人，打击面达到60%。这个农大有一件往事，50年代初曾发生“乐天宇事件”。乐天宇是北农大首任党政“一把手”，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后来毛泽东写的“九嶷山上白云飞”那首七律《赠友人》，原就是写送这位湖南老乡的。建国伊始，由于乐天宇领导方法简单粗暴，使一位著名遗传学家李竞钧教授不堪重压而去国。这件事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负面影响不小，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将乐天宇调离。这个决定带有“纠左”的性质，但后任几届校领导并未引为鉴戒，对高级知识分子仍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这本书中写到了农学家、小麦育种专家蔡旭的遭遇。他是李竞钧教授去国后接任农学系主任的，却也从一开始就被农大党委看作“和党有距离”的落后分子，借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他育出良种，使种麦农民大面积增产，有一位书记竟说他“就是碰运气”。加上迷信苏联，有人问，“有了苏联专家，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农学系有一个党员副主任，对党团员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什么用。……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这个“彼可取而代也”，与我们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熟悉的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江青在“文革”中频频强调的“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吻如出一辙。可见极左思潮是渊源有自又绵延不绝的。

这位农学家蔡旭先生在思想政治上遭到不断的批判，在教学与研究上遭到的则不仅是基于幼稚和无知的不理解，而且跟傅鹰先生一样，多有故意的刁难，动辄被停开课，加以封杀，几乎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农科也罢，化学也罢，除了讲授，还要实验，不像文科，似乎略有闪转腾挪的空隙。但文科如王瑶先生他们，不但政治上被人歧视蔑视，而且业务上也被认为“不过如此而已”，尊严扫地，不胜压抑。甚至有一种说法，“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虽是出于系里干部、同学之口，却都与威权人士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错误的作品，艺术性越高危害越大”等互为注脚，是不容反驳甚至不容辩解的。

今天回首这些笼统称为极左的现象，或被归于路线政策的偏差，或被归于执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对学生一方，更简单地看作是被干部误导盲从罢了。但若仔细想想，尤其是设身处地回到当时语境，就会发现还有深长思之的必要。我们习惯称为极左的路线或政策，都有其深远的根源，而体现在文化领域，其特点是反智、反文化。反智、反文化，必然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智力（脑力劳动和它的知识成果）和文化（历代物质和精神劳动成果的统系）的载体——也就是当代的知识人、文化人。以革命相标榜的妄人妄语，轻言“反其道而行之”，“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类，往往以“自我作古”的豪情，掩盖了“否定一切，毁灭一切”的实质（这从后来的“破四旧”看得最清楚）。从制度的（包括政策、路线）和人性的（包括道德、良知）层面深入探讨下去，就不是一句“极左”、一句“无知”可以了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