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制度，除了国体、政体大制度外，还有具体的像学校里的党委制（全称似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党委、总支、支部（分别教师和学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框架，使各系党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实际党政不分；在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负责人还每每由党外教授担任的时候，党政矛盾的主导方面自然是党总支、党支部。几度倡议改成党总支对行政工作仅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党支部仅起“保证作用”，都受到党务工作干部的抵制。在高校基层系级中，党组织、党员干部挟权自重，有恃无恐，唯我独“革”，宁“左”毋右，凌驾于系主任等行政领导之上，指挥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挥），对教师思想、教学工作横加干涉等等，都是那时的常态。几乎从一开始，党团员积极分子，就多是抱着占领旧教育阵地的雄心壮志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认定原有的教师应由他们代表党和“无产阶级”来加以领导和改造，“团结，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造”，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要对你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些政策公式也确是他们从事校园阶级斗争的出发点。50年代初期，执政党和新政权都处在革命胜利后的上升期，社会上从上到下唯党是尊，高校中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是与政治优越感共生的。他们格外容易接受从“粪土当年万户侯”到“粪土”校中的“旧教授”，在最初一轮批判老教师的运动中，承上启下，带动刚刚入学的新生们，一起冲锋陷阵，那些老教师、名教授纷纷应声败下阵来。这些党团员所以底气十足，除了组织上有上级党支持鼓励外，思想上则是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治正确”。当时流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哲学中的哲学，理论中的理论，高于一切知识和学问，用俗话说就是“一通则百通”，党的领导者就都是这样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们又极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专家、大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一般知识分子（自己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除外）不过是没有什么真知识的，甚至是“知识骗子”。……这样一批年轻的党团员们，不像时下某些党员干部，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选择；他们由党所教导的阶级斗争思维武装起来，将上述若干片面过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参与党委、总支、支部，发挥大小不同的领导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对极左倾向会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发挥，层层加码。有时，上级甚至是高层出于策略考虑，调整政策或放缓步伐时，这些下级竟会不听招呼或阳奉阴违。例如傅鹰是中共中央（或说是毛泽东）树为“中右标兵”的，他们竟无视其中保护的意义，化学系党总支硬是多年坚持认定傅鹰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种种施为，几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上级多次关照对冯定的批判要缓和，“不要随便扣修正主义帽子”，有关干部也根本听不进去。总之，有些人对上面比较正确公允的指令，置若罔闻，一有极左的风声，则听了风就是雨，雷厉风行。我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止一处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所谓“天然的极左倾向”再夹杂了争权、争名利、争意气的私心，事情就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