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1952年，中宣部管理的《学习》杂志，乘“三反五反”运动胜利进行之势，发表一组文章，探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是否已经不再具有毛泽东当年分析的“两面性”（其革命性的一面使他们有可能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并以其资产作为综合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参与建设）。这一来，引起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恐慌，以为新政权要抛弃他们了。经中央统战部简报反映上来，毛泽东立即批示《学习》杂志检讨，并将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刊于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加以修改交《人民日报》转发，冯定此文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其作为参与政权之根据的两面性中革命的一面，并未因“三反五反”揭露的事项而消失），全文比较稳妥地重申了原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定看法。毛泽东的批示，意在将此文当作纠偏，以令资产阶级人士安心，这一效果暂时是达到了（至于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两年多就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剥夺，那是另外的问题）。事隔不久，华东大区撤销时，冯定被调来北京。但这一事件导致中宣部部长换将，有关人员受到批评，冯本无意打击中宣部，这一结局却又仿佛同冯有关。冯定随后被任命为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前身）分院院长。这个分院专收东南亚等国共产党人学习进修，任务比较单纯。冯定从1932年开始在左翼报刊发表文章，长期在新四军、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市工作，不属于以马列学院为核心的北方理论圈，加之所在分院是保密单位，书生气十足的冯定交往有限（他的书生气甚至表现为不愿在文章中引用领袖著作的原文）。但他1957年末来到北大这个多种关系矛盾重重的地方，就不容他孑然自处；特别是他1960年被中央党校人士点名质疑以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首先做出过度反应，组织批判。此后虽有多次从中央传来缓颊的声音，但都语焉不详，力度不大，见此有心保护者也在犹疑观望，揣测更高层的意图。最后也还是传来康生的批评：为什么北大不批判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中宣部也决定在全国开展批判。冯定所处三角中的各方所关心的是争批判的主动权，冯定成为批判会上的道具，推来搡去的棋子，身心交瘁，不堪其扰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有关章节，看不到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一百多万字著作中什么修正主义的批判进程，却只是巡礼了通过其人其遇反映出来的党内斗争的反复无常，尔虞我诈，不讲理和无原则，以及党内关系中隐现的山头宗派的影子，一切取决于金字塔尖的“上意”的现实。这一切的激烈程度，绝不下于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是到了1966年“文革”以后，上述北大党委、总支、支部一向以领导者、改造者姿态示人的一部分人，也都卷入上下左右内外的混战，形同人们说的“绞肉机”。不仅北大，全国高校，概莫能外。以致“文革”前若干年间人们的功罪，早就逸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郁达夫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我们老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精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岂不也还是难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

2012年5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