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贽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宁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北京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态度。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领导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当然取积极配合之势，但也显露芜杂、应付之态。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层干部于光远打来电话，嘱他发起批判胡适，他才找了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教授开会，仓促地给每人分配题目分头写批判文章。金还在会上表示：“俞在政治上与胡不同，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团结。”北大历史系主任、党内资深专家翦伯赞认为过去学术界思想水平太低，对青年人确实重视不够，有过偏之处，确有开展批评的必要。翦还说，李、蓝的文章是周总理发现并首先提出来的。（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当时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态特点。

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