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首先出马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引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屈。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到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