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心胸广阔、豪爽豁达的人，待人诚恳洒脱，对生活细节毫不拘泥，好像有点“大大咧咧”，但对待亲人、儿女，却是温情细致的。尤其是对女儿，更是宠爱有加。母亲常为此不满，说父亲“偏心”。

母亲曾说，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正住在重庆金刚坡下。时值隆冬，大雪封门，屋外的竹子被大雪压断发出巨响。我哭闹不止，不肯躺下睡觉，父亲就一直抱着，不停地来回走动哄我几乎到天亮，那一夜母亲听到竹子断了十七根。那时父亲收入微薄，孩子却一个接着一个出生，家中实在难以维系，母亲就想送出去给人养。给我找的人家是一个杀猪的，对方也准备了小银手镯、新衣服，欢天喜地把我接过去了。谁知父亲第二天一大早就反悔了，居然跑到人家抱起襁褓中的我就走。三妹（益瑶）也曾打算送给一个木匠，结果父亲又不舍得，最终一个都没有送成。

作者在学画

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校舍前

我自幼体弱多病，受了不少磨难，父母心疼，只好样样依着我，不免娇纵了些，因此让我生成了一副“二十四个不买账”的麻烦性格。

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医院割眼疮，知道我怕痛，已耐心细致地做了“思想工作”，并一直握着我的手壮胆，谁知等打了麻药，我却突然跳下手术床，径自跑回家“不干了”。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尴尬地向医生解释的，但事后居然一句也没说我，只是意味深长地朝我微笑着。对我的“不争气”，除了宽容，也别无他法了。

12岁那年，因扁桃腺急性发炎要割除，我当然不肯乖乖地听话就范，一味地发脾气，不肯手术。母亲百般安慰不奏效，为之气结，父亲只好放下画笔赶到医院。手术后，父亲几乎天天都带着“小人书”来看我，坐在病床前笑呵呵地问长问短，还不断夸我“真乖”。这令隔壁病床的父母不无感慨：“就一个孩子呀？真是宝贝的。”母亲却哭笑不得地说：“一个？有六个啊！”

有次我贪玩扭伤了肩膀，父亲带我去针灸。见到医生拿出长长短短的银针，我便说什么也不肯挨扎。父亲无计可施，只好“身先士卒”，让医生在他身上先扎，以示不痛。我见到父亲脱光了膀子两手撑在膝盖上，微皱着眉头等着扎针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和酸楚，终于肯“勇敢”面对了。

后来听母亲说，其实父亲和我一样是非常害怕“打针、开刀”之类的事的。等到我年齿渐长，每逢父亲感冒发烧要去打针，母亲多数会派我陪着。父亲的确是会紧张和不自在，还不让护士帮他解衣脱裤，要我来做这些。想起小时候父亲的“表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刚学会骑车，还不知天高地厚，有天就兴冲冲地骑着车去学校了，而且速度很快。谁知突然迎面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一惊慌就被卷进了车底。当我失魂落魄地从车轮里爬出来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大声叫道：“还好！还好！没轧死！”但那辆自行车却已成了一个“麻花”。过了几日，见父母没过问此事，以为总算瞒过去了。谁知一天晚饭后陪父亲散步时，父亲却问道：“那天骑车吓坏了吧？下次真的要小心啊！”原来他早已知道我出车祸的事，只是知道我受了惊吓而不忍责怪。父亲声音里流露的担心和不安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这时才感觉到了后悔和后怕。

1932年父亲（左二）与徐悲鸿（左一）等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