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十年中，母亲一直在痛苦中饱受煎熬，几次死去活来，能生存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自从父亲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后，家里除了红卫兵来来往往之外，以前的朋友多数不敢再联络。有平时来往密切、一个星期要在我家吃五顿饭、以父亲入室弟子自称的，在我们遭难的时候却避之则吉，甚至在大街上相遇也佯装不认识。母亲知道后面色沉重，半天没说话，深受打击。但也有不少善良的人对我们很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带来消息安慰母亲，不过他们多数处境恶劣，自身难保，母亲也尽量省出钱来偷偷地接济他们。还有一些父亲的学生被红卫兵逼得走投无路，要四处逃命而辗转来到我家躲藏。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听见母亲房里有陌生人在说话，就偷偷地张望了一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大约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房里，一边大口地吃着一碗面，一边急切而气愤地诉说着什么。母亲看上去很焦虑，一边叹着气，一边在衣柜里翻找旧衣服，大概是要给她替换。那女人的样子虽然落魄不堪，但气质不凡，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很有男子气概。我一时想不出家里有这个亲戚，但她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应该是从北方来，又好像是在路上走了很多天才找到我们家，说不定还是被公安局“通缉”的。我怕母亲发现就赶快溜回了房间，一夜不安。

80年代傅家四姐妹

谁知第二天早上就已不见了她，看来是不敢久留，又连夜走了。后来才知道她是父亲学生的太太，名字好像叫“易瑾”，是一个非常能干、但个性颇强的人。在“文革”中因不服罪而不断反抗，受尽了折磨，最后自杀而死。母亲很为她叹息难过。

但是坏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亲朋好友中自杀的，判刑的，流离失所的，音信全无的，似乎家家都不能幸免，这都让母亲焦虑不堪，寝食难安。而母亲唯一的弟弟，我们的舅舅，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农业科学家，也因为不堪凌辱跳楼自杀，留下六个儿女。噩耗传来，母亲伤心欲绝，人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革”中，母亲曾被江苏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关押在南京师范学院“隔离审查”，这件事对母亲造成的阴影是很深的。

母亲一生都在陪伴父亲，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她在人情世故方面非常通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有极高的智慧。但母亲却从没有真正地面对过社会，对那些违背常理的丑恶的人性，似乎缺乏适应的过程。平日只是和父亲谈诗论画、备受父亲尊重爱护的她，突然要面对那些匪夷所思的罪名和一帮出言污辱和恐吓的人，她的最直接的反应是震惊和愤怒。母亲说，在被关押期间，“造反派”曾多次逼迫她交代、揭发儿女们的反革命罪行，甚至毫不客气地骂母亲“老奸巨猾”，这令从未面对过这种侮辱的母亲耿耿于怀。

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失去了家人的陪伴，孤独无援，心灰意冷，情绪极度低落，于是下决心上吊自杀，打算将床单撕开搓成绳子。但是在关押她的平房里却找不到一处可以挂绳子的地方，这才打消了念头。后来母亲听说一个朋友利用门上的把手吊死自己的时候，曾对我说：“早知道可以这样死，我就学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