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中旬，武汉大学放了寒假，沈从文回到上海看望九妹沈岳萌，那年9月他通过陈西滢的关系，去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过了元旦，他去看望也频和丁玲，家里多了小孩子就显得热闹，但是话题转到各自的生活现状和未来的打算，便话不投机，这一年间他们变化都很大，愈行愈远，已经是两个不同圈子的人了。小孩子要吃奶粉，要请奶妈，从文感觉到他们日子的窘困，看到也频还穿着短衣在外边跑，就把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他穿。他比他们过得好些。

1931年1月17日，也频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下午要去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但是直到天黑也没回来。丁玲焦急起来，“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她想到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就跑去敲他家的门，但是没有人来开门。她站在马路上大声喊，但是房里听不见，灯也熄灭了。夜深了，丁玲“疯了似地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冯乃超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楼，因为天气冷，门窗关得很严，她在楼下叫门叫了许久，也许是不能大声叫吧，我竟没有听见。第二天清晨，丁玲又来找我，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件。”

1月18日是星期天。丁玲等不到天大亮又去找冯乃超。乃超带她去找冯雪峰，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被捕了。丁玲脚步沉重地回到家里。沈从文带来一张便条，用铅笔写在一张黄色粗纸上，那是也频的字迹。消息证实了，他被捕了。他被捕的东方旅社地处公共租界，如果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就会更加麻烦。下午，闻讯赶来的李达、王会悟夫妇把丁玲母子接到家里。李达已于1923年脱离中共，在上海法政学院做教授，但仍然同情中共的主张，并尽可能地帮助一些中共党员。

1月1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柔石的好友王育和在1962年5月写的《柔石烈士被捕、营救及牺牲经过》中说：“上午开庭，我自己因请假手续来不及做，就请林淡秋去旁听。中午他回来说，这件案子案情重大，同案被捕的有二十多人，胡也频、冯铿也在内，别的多不认识，对这案子关怀的人极少，旁听的人没几个，也都与此案无关，出庭的律师只张横海一人。开庭时，法官宣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龙华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就提出强迫要求，把全部案犯引渡到龙华去。当时张横海依法提出抗议，凡在租界内发生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不得任意引渡。但孤掌难鸣，法官亦难主持公道，在警备司令的淫威之下，接受了无理的要求，被告23人在高喊反对无理引渡的口号中，一个个被迫送上囚车，开往龙华监狱中去。”龙华监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关押要犯的地方，有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