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之住在母亲学校里，依然免不了思念剑虹，不久收到剑虹的信，说她病了。秋白附了一段话：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秋白的不祥之兆让冰之诧异。又过了半月，她收到剑虹堂妹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母亲爱怜剑虹，赶紧筹措路费，冰之匆匆赶回上海，剑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里，秋白却不在，去广州开会了。他不仅是丈夫，还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仅有家庭责任，还负有社会责任、对于革命和组织的责任。冰之不理解这些，只对秋白充满怨恨：剑虹的肺病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丧事未毕你却跑掉了。她没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信，忿忿地想：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从此割断！她怀着悲痛，乘船去往北京。

以后，秋白借来北京开会之机曾找过冰之，他想同她谈剑虹，谈对于剑虹的思念、愧疚与忏悔。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秋白有满肚子话要倾诉，而冰之是最合适的对象，她不仅仅是一个“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而且是他与剑虹全部爱情过程的唯一见证人。但是阴差阳错，秋白来时她不在，她去回访他又不在，云白却高兴地拿出一张杨之华的照片给她看，冰之自然无法接受，因为剑虹去世还不到半年。那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此后冰之与他就基本断了个人的交往。

其实秋白和剑虹并非那么美满和谐。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谈到《韦护》的创作时说，主人公的原型“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然而“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这应该是瞿、王裂隙的根由，这时丁玲就比较理解秋白了。

后来瞿秋白给她写过十来封信，全都工整地写在五色布纹纸上，信中总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丁玲在她的忆文中称之为“谜似的一束信”，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谢澹如家里，后来遗失了，对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说秋白在信中把她“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贯穿秋白一生的革命与文学、革命与爱情、革命与个人兴趣的矛盾，表现出他思想与性格的两重性，这大概就是她当时“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地方。后来她在延安读到《多余的话》，一下子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